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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半导体的深度思考（完整版）
- 缘起
始于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多舛。因为战争，在上世纪前半叶，除了尊严，这个民族几乎失去所有能够失去的东西。上世纪的后半叶，这个民族奔波于果腹与温饱之间。千禧年后，在我们有机会重回世界之巅时，爆发了中美贸易战。上世纪欠下的债，终要这个世纪来还。在这一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不再是枪炮，而是不足一握的半导体芯片。
半导体是一种特殊的材料，这种材料有时表现为导体，有时表现为绝缘体。地球蕴含许多半导体材料，最常见的是石块。与传统的木匠活相似，将这些石块加工成半导体芯片，需要使用许多设备，经过多个步骤。木匠活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家什儿，芯片的制作也是如此。
芯片制作的第一个环节是设计，等同于木匠活里的手艺。在设计环节结束后，工程师需要向半导体工厂提供刻在芯片上的图形文件。今天的半导体芯片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使用手工绘制这个图形并不现实。工程师需要书写程序，然后借助EDA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 工具，将程序转换为图形文件。
EDA工具的提供商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后，Synopsys、Cadence与Mentor三家瓜分了绝大部分市场，这三家本质上都是美国公司。EDA厂商除了提供工具之外，还为工程师提供了许多组成模块。在今天的半导体芯片内，包含了几亿到几十亿个晶体管，工程师们不可能再从一颗颗晶体管开始搭建，会使用许多已经实现好的组成模块。
有些模块可以从EDA或者其他厂商处购买；有些模块需要自己实现；还有一些模块即便是自己实现，依然需要给他人支付专利费用。高通在通信领域中的一些算法，只要你使用了就要付费，高通不需要为此提供任何技术支持，仅需要派出几名律师。诸如此类的条款，在半导体设计领域随处可见，只是没有高通这样霸道，这样引入注意。
工程师完成设计工作后，将图形文件提交给半导体工厂，半导体工厂需要备齐各类原材料与制造设备，制作出一颗颗芯片。半导体芯片分为两类，一类是分立器件，一类是集成电路。由一个独立的二极管或者晶体管构成的芯片，被称为分立器件；集成电路是将多个晶体管、二极管、电阻和电容等元件互连在同一个晶片上，所构成的芯片。
1947年，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所发明的第一个晶体管，可视为分立器件；随后Intel的Robert Noyce和TI的Jack Kilby，将多个晶体管组合在同一个半导体晶圆上，发明了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其后诞生了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也逐步提高了半导体制造的门槛。Noyce时代的集成电路并不难做，使用木匠活的墨斗加斧刨锯凿加工即可。而后集成电路由摩尔定律指引，每两年在同样大小的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增加一倍，使芯片的制作愈发艰难。
摩尔定律推动了集成电路的进步，也使得半导体设备所需提供的精度，从毫米开始，过渡到微米，最后步入到纳米世界。在纳米世界中，半导体材料的通行法则不是传统的经典物理，而是在上世纪初兴起的量子力学。没有量子力学的突破，半导体无法到达今日的高度。
现代智能手机中的处理器，已经集成了几十亿个晶体管，设计复杂度不亚于一座北京城。但是这个北京城需要在指甲见方处搭建，这对设备精度提出了近乎无限的追求。这使得激光，这个至今为止，人类所能控制的，最准的尺与最快的刀，参与半导体制造成为必然。
光刻相当于传统木匠活中的墨斗，主要用来打线测量；加工半导体晶圆的是蚀刻、研磨、切割、打孔这些设备，相当于木匠活中的斧刨锯凿。半导体制作的第一步，是使用激光将准备好的设计图案印在晶圆上，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光刻，之后斧刨锯凿协力，制作出一颗颗芯片。
在现代半导体晶圆制作中，光刻占据了大约40~50%的时间，其他制作步骤紧密围绕着光刻进行。因此半导体产业的所有制造设备可以简约为两类，光刻与辅助光刻的设备；硅这个主材料之外，剩余的材料也可以简约为两类，光刻与辅助光刻的材料。
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进步是摩尔定律持续向前的源动力。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使人类获得了更强的计算能力；计算能力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设备与材料的发展；设备与材料的持续进步，捍卫着摩尔定律的持续正确。这使得摩尔定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真理。整个半导体产业，在这个自身能够驱动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奋而向前。
在半导体产业中，设计与制造紧密相关，材料与设备耦合在一起。设备与材料的前进步伐缓慢，研制周期漫长。这使得貌似可以通过良性循环，而无限上升的产业总会遭遇波折，使这个产业呈现出一定的周期。从半导体产业诞生之日起，形成这个周期已经成为必然。
源自于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诞生后，引发了欧美日所有巨头的关注。IBM、HP、摩托罗拉、飞利浦、西门子、NEC、东芝、日立前后进入半导体产业。在当时，半导体工厂所需要的超重资产对多数小公司可望而不可及。
小公司没有钱，没有好工厂，但是可以加班拼命。上帝是公平的，赋予了小公司以创新。地处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公司TI，在1954年发明了基于硅的晶体管。晶体管的发明者Shockley，从贝尔实验室来到硅谷后，培养了IT史上著名的八个叛徒。后来这八个人成立了仙童半导体，为首的是Intel的创始人诺伊斯，他与TI的Jack Kilby同时发明了集成电路。
在当时，一个半导体公司或者大公司的半导体事业部中，不仅有半导体设计人员，半导体厂房的工人，还有研发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科学家。
那时的半导体公司一定很热闹。一边是歪在椅背上唱着歌，异想着天开的设计灵魂；一边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非要分辨出是针头还是针尾先落地，Copy Exactly工厂哲学的捍卫者；还有一边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科学家。那时的半导体工厂在管理哲学上存在的一定不止是两难。到后期，这几伙人还能在一起上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看究竟是谁先挺不住离开这里。
1987年成立的台积电，打破了这个僵局，此后出现了一批仅从事制造而不进行设计的半导体工厂。设计人员纷纷独立，在整个硅谷、美国与欧洲，出现了许多没有工厂，仅从事半导体设计的公司。设计与制造的分离促进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是一段属于半导体的黄金时代。
半导体产业的进步，推动了处理器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Intel的处理器进入奔腾时代；Apple、IBM与摩托罗拉共同发布PowerPC微架构；SUN与TI联手搭建SPARC芯片；还有将计算机体系结构推向巅峰的Alpha处理器。那是一个属于半导体与处理器的辉煌岁月。
处理器很快席卷了整个世界。处理器的性能更加强大，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也更加完备，完备的生产资料提高了人的效率。当所有人的效率都得到显著提升后，量变的积累引发了质变，全人类的合力重构了整个世界。电子信息时代终告降临。
在处理器的推动下，出现了程控交换机、以太网与路由器。在这些网络设备的基础之上，互联网崭露头角并迅速泡沫化。互联网产业需要许多服务器与网络设备，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半导体芯片。半导体产业在这个需求的刺激下，欣欣向荣也孕育着泡沫。这个泡沫很快与互联网泡沫走到了一起，相互借力，相互配合，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楼阁。
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在达到5048这个高点后开始崩塌，半导体产业无法独善其身。至2003年，半导体产业进行大规模的合并重组已势在必行。我愿意相信，推倒合并重组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发生在2003年10月的摩托罗拉分拆半导体事业部。我愿意选择这个时点作为半导体新周期的标志，也愿意以此作为对摩托罗拉的回忆。
资本的无知叠加着行业的恐惧，半导体产业一片废墟。
互联网泡沫的塌陷，刺穿了半导体产业的泡沫。在2001年，半导体产业出现了大约30%的降幅，直到2004年，半导体产业才逐渐复苏。此后半导体芯片的需求在缓慢地上升，但是摩尔定律也顽强地走了几步，使得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更高，在一定程度对冲了这个需求。
今天的智能手机，复杂程度远超之前的功能机，所使用的芯片数目却没有增加。在iPhone Xs中，半导体芯片不过30个左右。智能手机产业没有使半导体行业受益。随身听、卡片相机、GPS导航仪，还有许多曾经辉煌的产品，最后被塞入了智能手机之中。
智能手机从功能机时代的5亿部提高到15亿部，依然无法弥补这些消失的电子设备对半导体的需求。智能手机一路高歌的时代，也是半导体产业逐步低迷的时代。这个产业在资本的撮合下，在西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以抱团取暖。
在智能手机时代，移动互联网风靡整个世界。智能手机打开了应用之窗，也关闭了硬件之门。应用为王的理念在智能手机时代逐步成立，夺去了硬件创新的接力棒。与应用场景相伴的是各类跨界的微创新，这些微创新会培育许多好公司，但不是伟大的公司。这使得在电子信息产业，我们将长期面临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公司，有几个是听从了现有应用场景的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精益求精，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之前经历的多数创新，是少数人对未知领域做出了准确预判，提前布局这个未来，是自己创造出新的需求，并指引着这个未来。
这些创新在初期，通常与当时的常理相悖，需要历经叛逆、前卫、流行与怀旧这个必经之路。机会如同小偷，来时悄无声息，走时方知损失惨重。无数公司因为错失一次创新的机会，远离了舞台中央。PC诞生之日，IBM持续质疑着Intel与Microsoft；乔布斯拿出第一部iPhone时，诺基亚的诋毁与否定，不是因为吃不到这颗葡萄。
PC之后不再有PC，iPhone之后不再有iPhone。这两个划时代的产品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这两个产业不是起始的百家争鸣，而是落幕的孤芳自赏。从2003年开始的，半导体产业的并购重组，伴随着PC与智能手机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此时西方已经没有剩下几个半导体公司，可以继续合并重组了。
更少的公司形成了更强的垄断。美国政府拿起这个垄断，作为武器。
在中美贸易战的前夜，美国在很多领域仅剩几个巨头在死撑门面。在中国加入WTO后，勤奋而聪慧的，能过得起苦日子的中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掏空了原本属于西方世界的下游产业。如今这些下游已经淹没在珠长三角的人海之中，很难再次回归欧美。
下游产业更加庞大的产值，更多的参与者，使应用场景集中于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勤奋的中国人，在下游产业中，没有给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也没有给亚非拉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任何机会。西方在PPT层面讨论IoT与AI时，华强北路已经把样品准备好了；西方考虑将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时，中国人在越南与缅甸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日夜。
美国人希望拿回自己失去的下游，中国人也不愿意在上游产业被持续勒索。东方的智慧与西方的哲学将再次碰撞，首先在半导体这个战场上一决高下。半导体产业一个全新的周期，将从这次贸易战开始，从东西方的这次碰撞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在退休之前，看不到结束。
- 近邻
日本人口众多，约为1.27亿人，排在世界第11位，因距离中俄太近，使其领土显得非常狭小。日本由本土四岛与周边七千多个小岛屿组成，面积略小于法国，大于德国与英国。日本岛屿大多在本土附近，还有几个向东、南方向辐射的岛屿，深入太平洋腹地。这些岛屿给日本带来了44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中国可控的海域面积仅为200万平方公里。
中日间在近代多有战事，在这几场战争中我们吃了大亏。日本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不友好，我们却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和日本是一海相隔的邻邦，中国与日本有近两千年的文化交流。上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大战争时代，日本人并不幸运。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不分地界、无论种族都是极其不幸的。战后的日本，与中国同样，在满目疮痍中重建家园。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要求东芝、日立这些电器公司，大量生产收音机，以保证每一个日本家庭，都能够收听到盟军的广播。在当时，日本这些公司制作的收音机，仅有10%的良品率。为此麦帅专门设置了一个为期八天的质量管理课程，让世界上最著名的戴明博士传授日本人，如何才能制作出合格的产品。至今“戴明奖”仍是日本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战胜国的权威，使得所有日本企业家俯首帖耳，日本最顶级企业的总经理全部参加了这次培训。这些即将在未来重新塑造日本的企业家，在上课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位戴明去美国的汽车巨头福特解决质量问题，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故事了。麦帅的无心插柳，使质量优先于技术的哲学，在日本生根发芽。十年后，美国在多个产业受到了这个国家的直面挑战。
这个坚忍的民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在模仿着美国，抄袭着美国，并开始逐步超越美国。日美贸易战前夕，物美廉价的日货几乎要全面占领美国。上世纪50年代末，日美贸易战爆发。从纺织品开始，历经了钢铁、家电、汽车、电信与半导体行业。战火还进一步延伸到了金融与汇率领域。
日美贸易战之间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半导体领域，这也是日本希望能够负隅顽抗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时日本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已经比美国好很多了，在质量与价格这两个层面同时超过了美国。在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已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并在半导体存储行业形成垄断，Intel生产的存储芯片堆积如山。Intel危矣，硅谷危矣，美国危矣。
美国人有力的拳头，将胳膊牵引得很长，强迫日本在1986年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这个不平等的条约重创了日本半导体产业。日本强大的半导体存储行业，逐渐被韩国，甚至台湾超越。日本的一味退让没有换来太平，等待大和民族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在那段时间，日本所接受的条件，除了屈辱，还是屈辱。这份屈辱，日本人忍受了三十余年，日本人没有理由不恨美国人。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这个国家一直在卧薪尝胆，厚积薄发。今天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贸易战打响时，有许多中国人包围了肯德基与麦当劳，准备抵制美国货，后来发现，准备抵制美国货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不准备卖芯片给中兴通信，这个公司快破产了。中国人是应该抵制美国货，还是抵制美国不卖给我们美国货。
中国购买的半导体芯片数量太多，与当年购买巴西与澳洲的铁矿石类似，多到了丢失了话语权。在半导体领域，我们无论是买，或者是卖，都面临着一个极难翻越的刀锋。不出意外，中国在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制造与设计，这四个领域全面处于下风，面对来自美国发起的半导体之战，中国没有反制措施。这也是美国在贸易战中，选择半导体产业作为先锋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导体产业之殇，始于上游。
半导体产业上游产业的落后，是中国所有产业在上游领域落后的缩影。半导体产业的上游是设备与材料，在这个上游之上，较量的是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我们的落后，不是因为不够聪明，恰是太过聪明。上游产业不需要聪明人，需要愿意破釜沉舟，十年磨一剑的傻瓜。
半导体的上游，包括与光刻直接相关的设备与材料，及辅助光刻的设备与材料。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当属光刻机。荷兰的ASML在高端光刻机阵地独占鳌头，日本的Nikon与Canon在中低端有一些存在感。光刻机的上游是激光源与光学系统。高端的激光源仅剩下ASML旗下的美国公司Cymer，与日本的Gigaphoton。
最好的光学系统来自德国的卡尔蔡氏。在中国还在打鸦片战争时，这家公司就在专心致志地磨镜头，至今还在磨。源自于这家公司的阿贝成像原理，奠定了光学系统的理论基础。日本人的执着，使Nikon与Canon在光学系统中，也有一席之地。
光刻机的辅助设备很多，包括蚀刻、研磨、等离子注入、沉积等百余种设备，绝大多数份额被美国的应用材料、泛林科技与日本的东京电子瓜分。在半导体晶圆的生产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晶圆的前道测试。晶圆的前道测试与制造紧耦合。这个领域的核心设备，是基于经典物理与量子力学的各类探针与显微镜，被美国的科天垄断。
半导体设备是物理的世界，材料是化学的天堂。日本的工匠精神，使其在精细化学领域打遍天下无敌手，也使得半导体材料大多数都在日本手中。高纯度单晶硅晶圆最重要的两个供应商，是日本的信越与胜高。与光刻直接相关的材料，光刻胶几乎被日本的JSR、信越与TOK垄断。剩余的其他辅助材料被日本与欧美企业瓜分。
中国在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全面落后，归根于上世纪对物理与化学这些基础科学的忽视。风花雪月的德布罗意的波粒二象性和薛定谔方程，解决不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个落后是冥冥之中，上帝对中国的安排。至今中国这个产业的落后已是悬崖百丈冰，只可徐徐图之。
在这个领域，日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半导体的上游，曾几何时，由贝尔实验室、IBM等欧美公司掌控，后来逐渐在日本落地生根。今天的半导体上游产业，缺少欧美，大家最多是活得不够舒服；缺少日本，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上游的地位，是美国人逼出来的。最初日本紧跟着美国，弱者向强者取经，本无可厚非。只是在日美贸易战中，这个抄袭被刻意放大了，日本丧失了许多东西。他们只能做些美国也不会的东西，才不会被指责。他们没有失去20年，只是在很艰难地向产业的上游，向基础科学的方向上前行。这些在上世纪的努力，使日本在本世纪获得了许多诺贝尔奖。
这个国家能拿诺贝尔奖的不限于大学教授，还有一些是来自小公司的职员。在日亚工作的工程师中村修二重新发现了蓝光。在岛津制作工作的小职员田中耕一，为他在无意中的发现，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没有这个发现，田中的一生，将与众多日本工程师一样，默默无闻，直到退休。
这些人是傻瓜，他们选择了一条不成功便成仁的不归之路。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傻瓜，日本的产业环境也在宽容着这些傻瓜，不断创造着能够培育这些傻瓜的土壤。这个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傻瓜，持续创造着奇迹。
在中美贸易战爆发的今天，日本具备了天时与地利。广场协议后，这个国家等待了三十余年，他们失去的，他们会拿回来。在半导体领域，韩国得到的也是日本失去的。中美贸易战之余，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一些半导体材料，包括氢氟酸、光刻胶、与含氟聚酰亚胺。
电子级的氢氟酸较为普通，而半导体级的氢氟酸生产厂家很少。韩国需要的半导体级氢氟酸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光刻胶是半导体制造中与光刻相关的最重要的材料，被日本的JSR、信越与TOK垄断。日本不提供光刻胶，三星电子的半导体事业部可以直接关门。
聚酰亚胺始于美国杜邦的发明，简称PI (Polyimide)材料，是一种工程塑料，因其热、电、力性能独特，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航空与航天等多个传统工业领域。标准的聚酰亚胺，因为加工难度、颜色较深、亚胺化温度与介电常数偏高等原因，无法直接应用在半导体领域。
氟化的聚酰亚胺，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也使PI材料从传统工业进入到微电子、光纤与液晶显示领域。几乎任何高纯化学品，都会有日本人的身影，含氟聚酰亚胺并不例外。对于OLED，这个材料不可或缺。日本禁售含氟聚酰亚胺，三星电子的LCD事业部也可以重组了。
貌似伟大的三星电子，因为3个材料的禁售，面临着破产危机。这几个材料仅是日本上游产业的冰山一角。至今日本完全可以凭借在上游的强势，左右下游产业的布局。
日本对韩国有极强的制约能力，对中国也是同样。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个国家的上游产业与中国的下游产业的互补极强。如果可以与其合作，中国有机会化解在半导体领域存在的所有危机。中国在上游产业上存在的短板，决定了与这个国家只可结盟而不可用兵。
半导体上游的技术难度远高于下游。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在近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水乳交融，如光刻机与光刻胶，光刻胶与蚀刻液之间都存在关联关系。
材料与设备的研制，试错时间较长，试错机会匮乏。半导体工厂不会将宝贵的生产时间，过多用于新材料试错。新的设备与材料，通常在研发新的半导体制程时，在制造厂商的大力协助下，才有机会导入。对于一个没有老产品的新的材料与设备厂商，这种机会从何而来？
在半导体产业中，设备、材料与制造厂商，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半导体设备与材料本质上是设备、材料与制造厂商共同开发出来的，这造成了半导体工厂选用设备与材料的评价标准并不客观，甚至包含了几十年并肩作战的友情与信任。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在设备、材料与制造厂商间反复上演，也增加了中国进军半导体上游产业的难度。
上游的落后使我们在电子信息领域多个层面上的布局进退维谷。从产值上看，电子设备与其下的半导体产业呈倒金字塔布局。在2018年，最上方的电子设备厂商约为2万亿美金，下方的半导体芯片接近5000亿美金，更下方的设备与材料在1000亿美金左右。有些关键的材料，如半导体光刻胶，只有20亿美金左右。
中国是电子设备的制造大国，也许我们能做到全方位的中国能造，世界不必再造。只是这种头重脚轻的布局，随时会带给我们灭顶之灾。上游不稳，而片面发展下游，将会为对手提供以四两拨千斤的机会，给自己留下巨大的风险敞口。今日中国的下游产业如山巅之湖，一旦崩塌，必一泻千里。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上游存在的问题，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
我们有未来。我有个还算聪明的孩子。如果他将来愿意做上游相关的科学，我会坦诚地告诉他，请原谅你们的父辈，我们努力过但一事无成，能够传授你们的是哪些路我们没有走对。我不忍心让孩子走这条看不到终点的道路，从事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获得成功。
如果孩子还要坚持走这条路，我会继续告诉他，上帝眷恋的是傻瓜，不是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真正的傻瓜。人类进步依靠的也是这些傻瓜，不是被江湖磨练得有如一碗开水白菜般的聪明人。人终将死去，如果在死去之前，你觉得为这个星球有所贡献，哪怕不过是一丝可以轻易忽略的尘埃，此生足矣。材料与设备的革新，我们留给那些甘为傻瓜的下一代。
在短期，我们半导体产业在上游存在的问题，不能再押宝于现有的国内半导体人。底层无法克服的单点故障，需要高阶的系统层面弥补。相比许多小国，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有基础与能力在系统层面解决这个单点故障。
半导体上游之外的产业，形势对中国相对有利。
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晶圆制作、封装与测试。封装与测试是中国与全球差距最小之处。中国的几个封测厂有机会做得更好一些。只是在封测的上游设备与材料层面上，中国依然严重依赖西方，依赖日本。
在晶圆制作层面，“十万青年十万肝，翻班熬夜救台湾”的台积电已暂时取得先机。这个领域本是细节为王，加班为王。同为炎黄子孙，我们不嫉妒台湾在晶圆制作上的领先，我们本是一家人。国内的晶圆制作不够强大，因为自身，也因为上游厂商的并不公平。台湾与大陆人有着相同的基因，台湾能做成的事情，我们可以做成。
台湾与我们血脉相连，我们的祖辈同饮一江之水，万不得已也无需刀兵相见，多让台湾的年轻人来这里工作，只要两岸往来络绎不绝，民间婚嫁不断，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我们的统一。台积电之外，晶圆制作的全产业链，已经围绕着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布局。这片区域美国的军舰可以到，我们的也可以。
在半导体产业中，设计环节最容易突破。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开发较为类似。
在PC与互联网时代，国内软件因为许多原因无所作为；在手机与移动互联时代，中国人开发了许多优秀的App。这些App无论是用户体验，或是与应用场景的适配，都不输于欧美同类产品，甚至在很多领域是领先的。
凭谁问，中国人没有软件开发的基因。
至今在电子设备领域，中国已经完成了全部的产业布局，中国全面掌控了应用场景，这使得半导体设计逐步东归成为可能。中国人的勤奋与西方世界在这个领域近期的无所作为，将使这个可能逐步加大，直到必然。
- 计算
半导体设计，由计算、存储、通信与其他，共4大部分组成。在“其他”之中包含大多数分立器件、电源与传感器相关的组成模块。一个电子设备，无论是PC、手机或者是汽车电子，都是由这四类基础半导体产品搭建而成。
与计算领域相关的半导体产业几乎无所不包，x86相关的PC与服务器，基于RISC-V与ARM微架构的SoC (System on Chip)，人工智能相关的GPU、TPU与FPGA等都可归为计算领域。半导体设计，本就以计算为核心。
整个电子信息世界也是围绕计算展开。多数科技公司，从Google、Apple、Intel、Microsoft，到你们能马上念出名字的科技公司，其主要的研发人员是软件工程师，他们书写的程序在处理器中运行。这些公司在电子信息世界中的归属也是计算。
即便是打电话，这个貌似是通信领域最典型的应用场景，首先是将输入的语音，传送给手机的主处理器或者基带处理器之后，先交由通信系统，经过网络设备中继之后，传送给其他手机。大多数网络设备，交换机、路由器和5G的基础架构，依然以处理器为核心搭建。华为这家通信公司，即便只看其运营商事业部，主要研发人员依然是软件工程师。
电子信息时代始于计算，精彩之处在于计算。第一台电子计算设备ABC (Atanasoff–Berry Computer)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序幕，当时这台计算机仅使用了三百多个电子管。晶体管的出现促进了计算的进步，在1954年1月，贝尔实验室为美国空军搭建了第一个基于晶体管的计算机TRADIC (TRAnsistorized DIgital Computer)。
计算体系的重要里程碑由冯诺伊曼提出，这个体系也被后人称为冯诺伊曼体系。在此之前出现的所有的计算机，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些功能各异的计算器。此后到今天，计算机依然由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这冯诺伊曼体系的五大部件组成。
在这个理论的支撑下，计算领域蓬勃发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IBM研制的System/360大型机系列，进一步确立了处理器体系结构的基本组成，奠定了现代操作系统的基础，也揭开了大型机时代的帷幕。
System/360第一次提出并解决了兼容性问题，为System/360开发的程序可以在现代的IBM服务器上运行，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首要功臣是这个大型机使用的操作系统OS/360。与OS/360同时出现的是周边的应用软件。这些应用软件的数量多到了，使IBM这个硬件提供商，顺利转型为软件服务公司。
至此，以硬件与操作系统中心，周边应用软件为生态的模型在计算领域逐步确立。IBM因为兼容与开放，引领了处理器与操作系统行业长达30年之久，这个公司也被后人称为蓝色巨人。
在大型机时代，处理器的乱序执行、并行处理、存储缓冲架构等处理器体系架构已经逐步确立，大型机时代盛行的UNIX操作系统，奠定了今天还在使用的Linux、MacOS、Windows、iOS与Android等所有操作系统的基础。单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上看，Intel与Microsoft在上世纪末取得的成就不是不如大型机，而是远不如大型机。
在大型机时代，开发并使用机器的都是从事各类计算的科学家，也许是这些科学家们并不情愿让这个智慧飞入寻常百姓家，也许是一个公司很难连续跨越两座刀锋。蓝色巨人轻视了Intel与微软，忽略了PC时代，然后被遗弃，更加年轻而有活力的公司胜出。
Intel的老安迪缔造了PC帝国，他也是IT史册中最大的机会分子。
Intel的三位创始人，诺伊斯生性洒脱，凭借发明了集成电路，肆意妄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已游离于公司之外。摩尔与老安迪被迫着肩负重担。摩尔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那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定律。这个定律，与其说是一个定律，不如说更像是摩尔在酒馆里喝多了之后的豪言壮语。老安迪这个机会分子当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将这句醉话写在纸上，并落到实地。
这个马屁拍出了艺术与哲学高度。摩尔陶醉于此，深以为然。自此老安迪执Intel牛耳，与微软一道开创了PC帝国，并在这个帝国最辉煌的时候急流勇退，在幕后选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老安迪巩固了在大型机时代确立的，以硬件与操作系统中心，周边应用软件为生态环境的理念。凭借这个理念，PC逐步压缩着大型机在企业市场的应用场景，直到其名存实亡。
通信领域伴随着PC帝国一道成长，很快出现了第一部手机，第一部带有智能功能的手机，直到乔布斯拿出第一部iPhone。已经逝去的Intel第5代CEO保罗，在卸任时与全体员工坦率地说，他在任期间最大的失误是错过了iPhone，错过了智能手机。事实上，他必然错过这个机会，Intel也必须错过这个时代。
智能手机时代，重要的不是硬件。操作系统也不是之前Linux与Windows这类管理硬件的软件，而是逐步进化到管理应用。在这个时代，各类应用百花齐放。微信和Facebook比Android与iOS更像是操作系统；在这个时代，因为ARM的存在，处理器设计的门槛逐步下降，Apple与华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设计出更好的手机处理器；在这个时代，处理器已不在浪潮之巅。
从直接提升生产力的角度看，智能手机的成就也许不如PC，连智能手机的App也是在PC机上开发出来的。在办公室里，若员工不是天天对着笔记本敲键盘，而是时时看着手机发微信，估计他的主管脸色会很难看。
智能手机的出现使信息交流更加便利，过多的交流也加大了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对于多数人，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思考的时间变得更少了。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出现使衣食住行更加便利，客观上节约了所有人的时间，从另一个层面提升了所有人的效率。
究竟是PC，还是手机，谁才是生产力工具。Intel认为是PC，苹果坚持是手机。普通人离不开手机，也离不开PC；两个行业的从业者，却也无法否认，这两个行业已过巅峰。PC与智能手机不会很快消亡，将有彗星般的长尾，伴随着这个创新匮乏的时代。
PC与智能手机有很多不同，所创建的时代却有一个本质的共同点，都是先有硬件设备，由这个设备创造、引领并重新定义了新的应用场景，几个公司一道围绕着这两个硬件产品，团结着周边的软件生态，创建着各自的帝国。
从大型机到PC至手机，围绕计算领域的周边软件生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处理器与操作系统的组合。处理器体系架构在上世纪末已经达到顶峰，在此后的二十年，并没有本质的提高。处理器在历经了x86、ARM至今日的RISC-V后，已经彻底沦为一个组成模块。
在Intel的x86处理器中，技术难度最高的是存储器层次结构、高速的外部总线接口、虚拟化技术与指令流水线。将这些模块集成在一起，成为一颗处理器，并将功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仍然有非常大的工程难度，但并非不可克服。
在PC领域，为Intel和微软保驾护航的是周边的软件生态。首先是桌面操作系统Windows与MacOS；之后是操作系统周边众多的应用软件。操作系统与这些应用软件，从DOS与Windows开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PC生态。即便有人能够做出x86和Windows的替代品，依然对这个生态束手无策。
Google在最强大的时候，推出了ChromeBook与ChromeOS的组合，试图进入这个市场挑战Wintel，依然无功而返。PC的软件生态太庞大也古老了，Google对此一筹莫展。没有人有能力，在商业上也没有必要，将其推倒重来了。
在服务器领域，x86处理器独领风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软件生态。在这个领域，操作系统已非天堑。Linux操作系统可以很好地支持x86、ARM及其他处理器，但在Linux操作系统周边，仍然有牛毛般的服务器应用软件，与x86处理器共同组成了无懈可击的服务器生态。
基于x86架构的服务器，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几乎所有服务器软件都是在x86处理器上开发出来的，对x86天然友好。目前国内厂商已经开发出一些非x86架构的服务器，这些厂商面临着由软件生态带来的死锁问题。因为市占率低；所有没有人为他们的服务器开发程序；没有这些程序也就无法建立生态；因为没有生态导致市占率更低。
即便是辅以重金，亦难化解这个死锁。与PC生态相比，服务器生态或许更难搭建。PC生态的多数搭建者是追求着商业利益的企业；服务器软件生态的搭建者，除了企业，还有许多开源组织，免费提供着大量的软件。由一个或者几个厂商完成这些开源软件适配的想法，从人力、财力与技术等多个层面上看，都不现实。
即便我们愿意不惜代价，让开源组织去适配国产服务器，他们也未必有能力做到。他们哪里能够搞清楚，免费提供代码的这些程序员到底身处何方。将这些国产服务器送到这些程序员手中，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做适配工作了。
在智能手机时代，中国在计算领域中的位置，无论从软件或者是操作系统层面，比大型机与Wintel时代好出许多。在我现在使用的PC中，虽然没有什么国产的软件，但在我的手机里，也没有什么国外的软件了。在智能手机时代，以华为海思与MTK为代表的中华血统，在手机处理器中已站稳一席之地。
如果物联网能够引导一个时代，适合物联网应用的，更为开放的RISC-V微架构能够胜出，中国人的话语权会更大。目前中国在RISC-V微架构与相关生态上的投入，比RISC-V基金会主席Krste Asanovic创办的SiFIVE公司大许多倍。
智能手机之后的故事，距离我们咫尺之遥。我们并不确定，在不远的将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自主物件、增强分析，谁将胜出。唯一确定的是这个世界依然由创新引导，成功仍然依赖着一次创新之上的持续创新。
万物将在新老交替中生生不息。IBM之后是Intel和Microsoft，之后是Apple和Google。计算世界属于年轻的一代，x86之后是ARM，ARM之后会不会是RISC-V？万生皆有一死，再辉煌的公司也会灯枯油尽。没有历史包袱的新生力量，将轻装向前，创建着新的帝国，与新的生态。
强大的文明决定着生态的成败，技术的领先支撑着文明的强大。决定生态系统的最终力量依然是技术。在生态层面，中国真正落后的是语言与文化的穿透力，这个穿透力最终仍然以科技为本。当我们的孔子书院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不被排斥；当我们的文明如汉唐般重新璀璨于世间，这个生态我们迟早会有。
- 制造
在半导体设计中，存储与通信是计算之外的两大分支。存储与通信在半导体领域中的区别极大。两者却有一个本质的相同点，制造的重要性大于设计。存储领域的核心是在一个集成电路中容纳更多的能够稳定运行的存储单位；通信领域关注的是分立器件，是将一个晶体管的性能做到极致。两者的核心在制造上，从事这两个领域的厂商，都拥有自己的半导体工厂。
存储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传承的渴望。文字出现之后，他们迅速地将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录在可以相对持久保存的媒介中，先是甲骨与石碑，之后是纸张、磁带、光盘、硬盘，直到今日的基于半导体的固态盘。
基于半导体材料的存储主要有两个分支，RAM和由NAND颗粒组成的固态盘。RAM在掉电后，数据将丢失，而固态盘不会。RAM常被称为内存，也可以归于计算领域的存储器层次结构中；固态盘真正属于存储领域。在iPhone Xs中，RAM的大小为4GB，存储容量指固态盘的大小，分别为64、256与512GB。iPhone手机里面的照片就是存放在固态盘中。
在存储领域，三星、东芝、美光与海力士等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中国的几个厂商处于起步时的全面劣势。存储领域的重点是制造，而非设计。也许存储不难设计也不难制造，但要求稳定。稳定与可靠是存储最重要的特性，稳定性是1，剩余的所有特性仅是在其后的0罢了。检验稳定与可靠，没有太好的方法，唯有历经时间的沧桑。
进军存储领域是在参加一场马拉松长跑，不是比谁跑得快，是在比谁更有耐力，谁更少犯错误。存储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在行业景气时，建设工厂的预算将更充足一些，也更容易在内部获得通过；在存储厂房建设完毕后，产能瞬间释放出来时，这个行业进入低谷。
也有一些厂商反其道而行之，在行业低谷时建厂，高峰时控制价格，逆周期布局。采用这种方法的一家公司最后成功了，他的名字叫做三星。三星敢于逆周期建厂的底气，在于存储这个行业，能够长时间维持稳定的增长；在于韩国政府的鼎力相助。韩国政府的底气，在于当时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这个国家的半导体能够成功。
还有很多公司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越过寒冬。死人是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他们被迅速遗忘。在存储领域，韩国的三星能做的事情，我们有条件做，也许也能做好，只是参与者是否在此时已经准备好了十年方得一剑。
在通信领域，我们必有足够的话语权。中国上方的蓝天足够大，人口足够多，在地球上，没有人能够忽略这个事实。这是中国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使得华为与其他国内通信厂商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华为的偶然，在于这家公司还有一个金刚而不可夺其志的领袖，使这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终成铁军。
在通信领域，华为打得是一张让欧美不可防的明牌。通信领域，从有线到无线，从2G到5G，不同的组织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制定着各类不同的协议，这些协议早已汗牛充栋。在中后期，这个领域哪里还是在比技术，倒是与存储领域有几分相似，在比耐力而且比的不是一个人的耐力，是一大群人的耐力。多数厂商不堪重负，黯然离去。
如此多的协议，总要有人落实到程序层面；如此多的协议，总有冲突，需要有人去协商。华为的本事在于将这些多如牛毛的协议与琐事，最终以全系列的产品设备的形式展现出来。大中华提供了足够多的人力，不管多少协议与琐事，你能做我也能做，我能一直熬你未必。任老爷子熟读毛选，只要让欧美厂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无路可逃。
华为在手机领域，沿袭了通信领域的成功哲学，先做到你有的我都有，再牵引对手做到我有的你也必须要有，之后就可以比人力，比流血，比加班，直到比企业的综合实力，将这些竞争者引入到华为的步调中迷失消亡。让绝大多数欧美和中国企业先与华为比人数，比具备同等人数后的效率，再比企业的三十余年的底蕴，谈何容易。
十几年之前，我和许多朋友们开始与这家公司打着各类交道，我的许多朋友不喜欢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足够冷静，足够冷酷，足够拼命；这支铁军，除了杀敌，杀周边，连自己也杀。没有几个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喜欢这样的公司。华为在通信行业从零开始，杀出了一条血路，周边万骨皆枯。
相比合作伙伴，华为的竞争对手反是幸运的，在多数时候他们还能享受着温水煮青蛙的欢悦，直到最后一刻的灭顶之灾；与华为合作或者说是在伺候华为的合作伙伴们，远没有这般舒坦，他们几乎是日日在煎熬，服务过这支铁军的普通人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你喜欢他，他成功了；你不喜欢他，他也成功了。商业世界，有丛林法则，有成败之分，不受普通人的价值观束缚。华为遵循的是一个企业的文化与价值观，不是普通人眼中的道德。一个正向的价值观是企业能够常青的基石，但是这个企业价值观与普通人的道德，有较大的差别。抄袭也许不符合普通人的价值观，但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企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叫做跟随。
华为有很强的跟随基因，这使得华为时刻需要有挑战的对象。在通信领域的对手逐步式微，中美贸易战尚未爆发的这段时间，华为在不断扩张边界，进军PC/服务器、存储、光伏、安防、与汽车等领域，一时间无处不是华为，从中国到美国，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华为的假想敌。
刚极必折，慧极必伤。在中美贸易战中，华为迅速成为美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标。作为一个公司的华为，在自身并无优势的半导体战场上，受到了一个国家机器的饱和攻击。任老爷子年过古稀，几个儿女本质都不算在华为体系了，也许是民族大义在支撑着这位老者，他们顶过了第一关。中华之幸，在于美国选择了华为。
美国借助这次贸易战，肢解华为的企图，如司马昭之心。西方世界本就认为，公司大者必为恶，而况在中国为恶的代价的确低于美国。美国可以让不可一世的AT&T解体，这类事情能否发生在中国，这个解体在中国是否一定是件好事？这是一个哲学而不是半导体的思考。中美的这一差异，会使华为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前景扑朔迷离，历时旷日持久。
华为会因为成为这次贸易战的决战对象而永载史册。这却不能改变，这次贸易战永久改变了华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公司的几个事业部面临着合并重组；这个公司需要在战略上收缩防御，进一步扶植而不是挤压周边的生态。这个公司不应该继续选择与天下为敌，进行大规模的应用边界扩张。这对华为，对中国，未必是一件坏事。
在这次贸易战中，华为在2004年成立的海思半导体，拯救的不止是华为，也不止是中国的通信产业。2018年，海思半导体的销售额进入世界半导体总排名的第21名，Fabless半导体设计公司的第5名，这个成就还是建立在海思销往华为母体的芯片价格仅为成本核算。海思的存在使得中国在通信相关的半导体行业，并不是全面落后。
通信领域主要由有线、光纤与无线通信系统组成。有过基础通信原理或者计算机网络的从业者，都应该知道网络的7层协议，在这7层协议中，最下面的叫物理层，剩余的6个层次简言之都可以归纳为高层。两点间进行通信时，无论缺少哪个高层协议，最多是数据传输得不利索而已，没有物理层压根没有办法传递数据。
在通信领域，最底层是物理层，最核心的是物理层，最有技术含量的也是物理层。通常来说，技术上越难的活，需要的人越少，爱因斯坦在发现相对论的时候，地球上大概有20亿人，能有效帮上他忙的人不会超过10个。
在贝尔发明世界上第一个电话时，通信协议仅有物理层。后来科学家们发现，很多事情别人也可以帮上一把时，向上推了一层。之后上下层使用协议制定好分工原则，从此不同层次的从业者可以各扫门前之雪。上层从业者可以按照这个原则，继续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向上再推一层，直到不可划分。最后所有人按照能力值大小排好队，各领一层就成了现在的通信协议。
沿着物理层向上走，技术难度在逐级递减，需要的人手却在依次增加，人员从科学家到架构师，从程序员到码农，依次排开，也就形成了今日的网络协议。物理层之外的高层协议，其实现方式通常以运行在通信处理器中的程序表现出来，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于计算领域。
通信领域建立在麦克斯韦方程组和香农三大定律的基础之上，相比做为半导体基础的量子力学，属于可以用人海搭建的应用学科。中国在通信领域，已经把需要人多势众的活做完了，而且比欧美企业高效许多，剩余的硬骨头集中在物理层。在通信领域，物理层属于半导体范畴。
与光纤与无线通信系统相比，有线通信系统的物理层最容易实现，最常见的以太网系统，网卡这边是看得见摸得着电线，网线那边本质也是电线，电到电之间的协议转换难不到哪里去，技术含量中低端的芯片中国都将做得出来。
光纤通信系统略微复杂一些，一边是光，另一边是电，需要进行光电转换。光纤通信系统，主要由光发送器、信道与光接收器组成。信道自然是光纤，中国已是光纤生产的大国。光的发送与接收依赖着半导体光电器件。发送端无论采用激光或者LED都是基于半导体材料，接收端原理也是基于半导体的光电导效应。在这些基于半导体材料的领域中，我们都有不足。
光是一种电磁波，只是波长极短，可见光的波长在390-760纳米之间；无线通信最高端的毫米波，波长为1-10毫米，比光波高出一个数量级。单纯从波长上看，似乎光纤通信似乎还难过无线通信；但从信道的角度看，光纤把光信号保护得无微不至，而且是基于点对点的通信；无线通信需要忍受各类恶劣环境，并实现1对多的通信。
无线通信的实现比光纤通信复杂得多。无线通信包含的领域众多，从Bluetooth、Wi-Fi到近期火热的5G。在这些子领域中，5G通信的实现难度最大。5G通信的最关键之处依然在物理层，最困难之处依然是半导体芯片，特别是一些高频高功率的模拟半导体芯片，包括各类A/D转换器、射频与滤波这些分立器件。中国在此处需要提高的环节非常多。
通信使用的这些模拟半导体芯片，属于分立器件，内部没有几个晶体管，只要做好这几个简单的晶体管，中国在通信物理层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华为近期设计的麒麟990，内部已经集成了80多亿个晶体管，我们总不至于连几个晶体管也做不出吧？在许多情况下，最难的恰是这个至简。半导体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先做好一个晶体管。
在集成电路领域，离我们较近的两个半导体制程节点，45nm与22nm工艺，最关键之处是先做好第一个HKMG晶体管和FinFET晶体管，之后将一个晶体管再复制为十、百、千、万、亿个，搭建各类集成电路，从晶圆制作的角度出发，没有想象中不可逾越。
在通信领域，模拟相关的半导体芯片，在许多年前上升到玄学的高度，欧美企业将其称为黑魔法。只是这个魔法有足够的试错机会与持之以恒，是可以揭秘的。中国的模拟产业落后并不完全因为起步较晚，更因为缺少试错与迭代机会，与欧美相比，价格与性能都存在差距。
国内在这个领域，出现了一些曙光，一些企业逐渐具备了做好这一个晶体管的能力。美国的这次贸易战，使中国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芯片，这将给国内模拟厂商，提供大量的试错与产品迭代机会。坚持下去，中国人可以做好这些芯片。
- 东归
中美在朝鲜一共打了5次战役。第一次是遭遇战，中国胜利，美国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第二次是伏击战，38军在西线打出来一个万岁军，美军连平壤都不保了，一路逃回38线以南；在东线，第9集团军与美国第10军血战长津湖，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酷的一次战斗，第9集团军惨胜如败。从全局看，第二次战役将美国赶回三八线，中国大获全胜。
第二次战役后，美国想谈了，更为准确地讲是争取喘息，以卷土重来。战场上，胜败未分时，无人谈判。宜将剩勇追穷寇，第三次战役迅速爆发。这次是进攻战，志愿军推进到37线，拿下汉城。这个时候，美国人知道没有资格谈判，通过联合国发布的停火方案，只是为反攻做准备。第四次战役是防御战，志愿军采用运动防御策略，让出汉城，退回38线。
第五次战役前夕，李奇微替换了麦克阿瑟，提出了磁性战术。从参战人数上看，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志愿军由进攻转防御至相持，第63军阻击铁原，汉江被鲜血多次染红。在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率真的彭老总将第五次战役称为自己戎马生涯的四大败仗之一。李奇微在这场战役的后期，晋升为五星上将。
中美打了五次战役后，没有决出胜负，双方却开始了正式谈判，因为大家明白，再打下去也不易分出成败，再打下去赢家将是苏联与日本。剩余的战斗，包括家喻户晓的上甘岭之战，只是谈判桌上的小筹码。大的条款在前5次战役中，已经用刀兵谈完了。
历史上，没有什么利益能够从谈判桌上直接获得。中美贸易战并不例外。从这场贸易战开始之际，美国始终在进攻，我们没有主动权；时至今日，谈判桌上还剩下无条件投降这个条款，等待我们签署。当投降也是一死时，只能放手一搏。现阶段，向谁妥协也不能向美国妥协，向谁低头也不能向美国低头。现阶段，美帝也没有给中国妥协与低头的选项。
二战之后，所有的战争本质只有一场，中美贸易战只是苏美冷战与日美贸易战的延续。二战之后，所有的战火都是由同一个国家挑起。这个国家维护霸权的主旋律，就是打击老二，这个国家先是打英国、后是德国、苏联、日本与欧盟，这些战争与种族、宗教与意识形态没有丝毫关系。以史鉴之，美帝从来没有把任何国家的崛起当成过合作机会。
只要有老二存在，强大的美国就会让整个世界永无宁日。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只要美国还在坚持着打老二，这场战争永不会结束，假如中国败了，还会有其他的国家延续着无休止的战斗。这个帝国所希望的是，不稼不穑，取禾三百廛兮，当真岂有此理。
本次中美贸易战与美苏争霸，日美之战有较大的差别，中美间很难找到一决胜负的主战场。
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发起全方位的冷战，双方主动出击，从战略、地缘、直到意识形态，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双方都有争执的要点。日美贸易战，美国从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到半导体产业，追着日本打，日本跑着步撤退。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那场战争，日本失去了二十年，美国也没有大获全胜。
日美贸易战，中国与韩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家电、钢铁与纺织在中国崛起，韩国的三星半导体从那时起步，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半导体公司。日美贸易战，日本的失利起码算不上全部是美国政客的胜利。日本的汽车依然在美国一枝独秀。在贸易战过程中，重新崛起的美国半导体产业，所依靠的是硅谷引导的PC时代，并不是美国政府。
打败日本的不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不是事后经济学家所总结的所有原因。他们总结的不是原因，只是结果。在贸易战中打败日本的，是今天还驻扎在他们本土的美国大兵。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在战场上，怎么会有取胜的可能。
不同于美苏争霸，中国在近期并无志向做世界警察；也不同于日美贸易战，我们有足以自保的军队，不必忍受任何屈辱。也许我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打赢哪场仗的能力，但具备把整个世界打得乱七八糟的本事。在乱世中吃苦的能力，美国人怕是不及中国人的一半。
我们没有美国的高科技，没有散布在全球的军队，也没有可以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我们只有能忍得住贫穷，吃得起苦的几代人。这几代人共同支撑着中国制造业的强大。
中国强大低端制造产业，在美国几乎不存在了。美国不准备修高铁，不准备也没有条件大规模扩建基础设施；非农失业率接近50年低点，本就懒散的美国佬，有机会打着领带上班，为何要去工厂里扭螺丝，制造业如何回归？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53189亿美元，超过美日德之和，十年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很有可能占到世界的一半。
现代文明构建在制造业基础之上，把握住制造，也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这是我们在中美贸易战中能够对抗美国的重要基石。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已进行多轮，并不出意外，在双方尚可一战时，谈不出结果。
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将使美国无法速战速决，也使贸易战长期化。这对于中国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中国最拖得起的就是时间。我们这个民族有种种缺点，唯独不乏耐心；这个国家有着上千年的打持久战的经验，从无败绩。
美国选择半导体产业，发动第一次战役，瞄准的是中国严重缺乏上游支撑的制造业。这个产业大小适中，适合作为双方第一波交锋的战场。第一次战斗是与中兴通信遭遇战，中兴没有熬过三天。第二次是防御战，美国给了华为一年的准备时间，加上这个公司十几年前的未雨绸缪，华为守住了这波攻击。即将到来的第三波战斗，我们大概率仍以防御为主。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很弱，不堪一击，没有派正规军的资格，只能打游击，找准机会啃下一块是一块。美国用最强的武器，打中国最弱的一环，主动进行田忌赛马，对于中国不算坏事。至今半导体已过巅峰，基于硅的半导体几乎被开发到极致。半导体的下一次质变，需要等待材料的突破，在此之前，半导体产业的进展将非常缓慢。
这给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喘息之机。如果我们能用小代价，给中国企业换来3到5年的和平时间，在半导体设计领域我们将无需再忧。在半导体设计这个领域，中国逐步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企业，在某些细分行业，已经度过了黎明前的那段黑暗。今天，当我们从上方俯视中国半导体产业时，不乐观，也没有十几年前悲观。
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从业人员从2001年1月的71.45万人，滑落到今天的30万人左右。在中国，各类基金风起云涌，新的从业者层出不穷，持续投入到这个产业，后备力量源源不绝。美国可以封锁中国的跨国并购，却无法阻挡人员的流动。从欧洲至美国，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东归部队，进一步抽空了西方世界的半导体从业人员数量。
这支部队与中国的新生一代结合，在资本的助力下，覆盖着半导体产业设备、材料、制造与设计的全部领域。这使得国产替代几乎出现在了半导体的所有领域。半导体设备，我们有ABC；半导体材料，我们有DEF；半导体制造我们有GHI；半导体设计我们有剩下的J到Z所有的英文字母。只是这26个英文字母加在一起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在我们弱小时，是否需要作出一副要突破半导体所有领域的架势？我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怀抱着突破每一个领域的梦想，美国没有必要继续封锁我们。这种追求全方位突破的做法，不过是另一个层面的闭关锁国。
今日的半导体产业已是全球共此明月，牵一发而动全身。强大的美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华为采取的单独行动，亦无法全胜，如果美国多几个盟友，哪怕只拉上日本一家，华为也必败。国虽大，好战必亡，美国如此，中国如此。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始于鸦片战争，西方带着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带来了现代科技。真正的交往是改革开放至今，在这段时间我们遵守着各类西方规则，加入WTO后我们选择了中国式的融合，抽空了欧美的下游产业，这也是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之一。
改革开放历经40余年的今天，国力日趋增强，中国需要与西方世界融合，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当融入到这个世界之后，这场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的碰撞也会逐渐平息。只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这场战争依然旷日持久。
我们习惯了对人不对事，习惯了争吵出是你对还是我对。只要我战胜了你，历史由我书写，我一定就是对的。中国之大，对人类文明没有重大的帮助，源自这个最顶层的思维逻辑。我们没有发明量子力学，在近代没有拿得出手的原创。我们反复上演的历史，是先被异族入侵，而后同化，最终让大家一般齐整后，其乐融融。我们习惯生活在一个没有创新的美好时光。
西方人喜欢辩论，喜欢问为什么，即便是简单的聊天，也充满着质疑与挑战。这个习惯源于希腊，其兴起或许来自几个世纪前的大航海时代。在惊涛骇浪前，争吵你对还是我对，不如辩论如何开船才能避免大家一起去喂鱼。对事不对人的辩论求真，才能使他们存活。这个求真的精神，使欧洲人发明了枪炮，推进了以数学物理为基础的科技进步，征服了大海，征服了全世界。
西方的辩论与东方的争吵，有机会在这次贸易战中逐步统一，海权文明与陆基文明也有机会进一步融合。只是没有人会主动请弱者进门融入，需要你自己打进去，是胜利的融入，不是签订城下之盟，去遵守他人的行为准则。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美国全面封锁中国是极难的，进攻的代价远高于防守。在这次贸易战中，貌似强大的中国制造，只要有一个核心的小部件完全受制于美国，我们再无可讲理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只要完全掌控一个核心的小零件，也没有人敢与我们全面开战。
我们不需要全面突围，只需要有一个或几个绝对高地，只是这个高地并不是稀土。战略性上让出一些下游，多一些上游，在产业链中依次与日本、韩国与欧洲融合。近交远攻，以大陆为核心包围海洋。地球已经成为村落，远近概念已经模糊，包围与突破的概念也在不断的置换中。在半导体领域，还有更多的领域，我们存在逐步蚕食并融合的可能。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上游领域，我们需要朋友，需要旁边这个强大的近邻。我不太相信这些可以将企业开成千年老店的日本人，能够轻易忘却他们丢失的二十年。少看些抗日神剧，文明的复兴从宽恕自己开始，仇恨不必继承，鲜血无法洗清鲜血。中日之间，经济的互补性极强，他们拥有我们最需要的上游资源。即便他们不帮我们，也需要争取他们的中立。
上游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的所有下游产业如鲠在喉。一天不解决上游问题，我们就是弱者。做为弱者，我们承认并坚守着弱者的地位，不与强者决战，积小胜为大胜，战必胜之战，逐步蚕食，从守住半导体之战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用足够的耐心等待着战争天平的倾斜。
半导体领域，中国可做的事情很多，近期能做的事情却寥寥无几。在产业兴起时，最容易成功的道路，是拥抱庸俗。哪个领域更容易做，更好突破，就先做哪个领域。从会做、能做的半导体设计入手，从最低端开始，先剪羽翼，后捣腹心。在贸易战的背景下，半导体产业务实的做法是获得一个低端领域之后，占领一个低端领域，从低到高，依次发展。
半导体设计产业是典型的2B业务，能够成长起来的企业，会自我循环滚动向前，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半导体的制造行业，是大资金密集的重资产行业，在中国半导体产业上游不稳的情况下，请慎行之，台湾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缓冲地带。最需要急迫解决的上游，是一个慢功夫，日本人为此整整花了20多年时间。
贸易战后，国内各类资本在半导体领域一拥而上；许多创业者，因为半导体近期的热度，蜂拥而至。使人不易分辨这些资本与创业者是准备实业救国，还只是抱着击鼓传花的心态进入了这个行业。在许多公司的商业计划书上，创始人的简历赫然写着多次成功创业的经历。也许多次创业成功的人更易受到青睐，我只相信真正的创业成功，不体现在数量之上。
在世界范围内，半导体产业是一个几乎连平均的GDP增长都跑不赢的行业，是工程师中规中矩地书写着每一行程序，是销售人员尽心尽力地硬磕着每一个客户，从获得微不足道的订单开始，积少成多的行业。这是一个将士相车马炮兵拼死力，依然无必胜之理，仅有可胜之道的行业。资本或者创业者，请了解这个行业，热爱这个行业，敬畏这个行业，再为这个行业做些事情。
中国半导体企业的突围之路，也许比任何时候都要艰难许多。弱小的他们面临着来自欧美日韩这些TOP20的半导体企业的竞争，需要经历因为对半导体的重视而引发的资本泡沫的洗礼之后，才能浴血重生。这是这一代半导体人的宿命。
东归之路，成也产业政策，败也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总是轻易地陷入“举国之力，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地鸡毛”的境地。我们承认每一个大型政策的出台都是两难的，任何困难的选择都是两难的。只是对于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你们的任务本就是在两难中做出正确的取舍，谋一域，谋全局，谋一时，谋万事。
中国是一个大国，具备了所有大国应该有的乱。在大国，许多事情复杂很多，也深刻很多。半导体之外，中国还有更多的战役要准备，在金融，在能源，在更多的领域。我们将迎来更多的政策。
我们无心挑战这些政策，只是期待这些政策的书写者，即将在用无数人的血与泪所凝成的墨汁，去书写的这些文字，能经得住子孙后代的推敲。长津湖畔的那些人，没有死去，他们在看着我们，他们还在说着，中国人不能输…。
吾妻与我携手完成于二零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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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上限–对贸易战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最近看了些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又想起了隔壁的日本和韩国两个邻居，再联想起现在无比激烈的中美贸易战，内心更是有些感慨，本文是一些想法和思考，不太成熟，供探讨。
日韩，港台和中国大陆，虽然同属于东亚地区，但是在如今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状态。
台湾和香港分别在2014年和2019年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太阳花现象，一个是抵制和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一个是抵制修订和中国大陆相关的逃犯条例，都发生了攻占议会的事件。
而两地政府，在面对此类事件中表现出了雷同的弱势，不能有效的控制局面，而最终进行了妥协，服贸协议和逃犯条例都被搁置了。
而从外界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协议和法规，对港台其实是有好处的。更进一步说，如果背后反应出的社会思潮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共同发展进步，那么香港台湾继续衰落是一定的。
日本已经经济停滞了二十多年，在IMF 2019年4月颁布的全球排名中，日本人均GDP在全球第26位，已经落后于西方主要大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目前也看不到反超的希望。
而韩国在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强势，2018年人均突破了三万美元，但是总让人觉得后劲不足，其优势领域和中国高度重叠，而对上游的控制力又不如日本，处于被夹击的态势。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至少从现在看起来，在气势和劲头上，要比他们好很多。我认为，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们，能够达到的上限将会远远的超过日韩港台。
这从美国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从2018年开始，美国人正在用各种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这个平台上的最优秀分子，试图阻止中国继续搞中国制造2025，很显然美国人认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国家上限领域和他们竞争。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上限？
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和他们拥有的平台。
政治家和军事家负责搭建和维系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平台，
这个平台需要稳定，
一个是政治稳定，不能今天茉莉花运动，明天阿拉伯之春，后天占领中环，大后天太阳花运动；一个是社会稳定，不能今天上街被罪犯抢劫，明天出现自然灾害全家沦为灾民几年得不到安置，后天通货膨胀多年奋斗的积蓄沦为一堆废纸，大后天发生宗教冲突和种族摩擦。
这个平台还需要足够辽阔，这样才可以容纳众多的人口，为抵抗外来侵略提供辽阔的战略纵深，实现节节抵抗降低亡国灭种的风险，
要有自然资源，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粮食，土地，淡水，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种输入量。
当然了，这个平台还需要能够有一个有执行力，
能够令行禁止的中央政府，
能够凝聚社会共识，聚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所有人的力量都朝经济建设的方向引导，不争论多干事，避免把大量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内耗。
如果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争论这个社会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女不女权，那也是搞错了方向。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目前各种“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人士一抓一大把，个个人也年轻，街头演讲和组织街头示威能力了得，随便演讲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很有激情和煽动性，可惜经济和社会二十年不进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写过，2017年的时候，我坐香港国泰航空的飞机，看到香港本地的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新闻，2017年的香港高考产生了六名全市状元，六个人里面居然有五个人志愿是当医生，全部报的是香港本地大学的医学院。
我当时想，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行医啊，那这个人的志愿是什么呢，我看了下报纸上这个叫梁冠康的同学的志愿，结果是香港大学牙医医学系，虽然不是当医生，但是也是从事医学啊。
六个状元全部报医学相关，这背后肯定是有问题的。
香港的顶尖年轻人，当医生成为了最好的出路，反应出上升通道狭窄，这是那些只知道搞街头运动的社运人士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出色的干实业的政治家和资本家。
所以拥有这样一个好的平台并不容易，所以成为发达国家是如此之难。
英国人最坏的一点，就是在1997年回归之前，把负责维护平台的香港政治架构进行了重新设计，搞成了一个缺乏令行禁止能力的弱势政府，现在一看香港的新闻，必然就是立法会议员们就各种事务进行各种争论，一个条例修订都能引发社会运动。
无论什么事，只要涉及中国大陆就会情绪激动，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好像中国大陆是每天什么都不干，就在想着怎么害香港，所以只要涉及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和建设，就一律要阻挡，结果最终什么事情都很难做成，所以香港现在的发展问题，很难有解法。
我们可以和美国对比下，美国政府对华搞贸易战和华为禁令，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社会的执行力之强大，美国政府对华为禁令发布之后第二天，几乎所有美国的企业就都内部发邮件暂停和华为合作了，我清楚的记得美国人是星期四发布的禁令，星期五我就问了在美企上班的同学，我知道他们和华为有合作，答曰内部已经邮件通知不准和华为接触了。
这个高效率和执行力着实让我震撼了一把。
而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则负责在这个平台上打造出一流的企业，产业和一流的科学技术，从而带动整个国家走向富强。平台是基础，一个好的平台才有企业家，科学家们发挥的空间。
推动经济和科技能力的强大，能够让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的突破自身的上限，出现各种奇迹，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平台越来越强大和宽广。
翻开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中国的上限”的集合。
秦始皇陵兵马俑，连绵上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紫禁城，郑和下西洋，长安城，都江堰….它们为什么能被中国人当做骄傲，并且写进教科书，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技术奇迹，代表了人类古文明成就的最高峰。
正是这些其他民族从未做到，或者极其难以做到的事情，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一个民族，如果其上限被限制住了，那么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最为直接明显的，是整个社会会变得不自信，甚至产生自己劣于外来民族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在亚洲多个地区都存在，即使你已经迈入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但是整个社会的自卑感和对其他文明的崇拜感挥之不去，也无法完成赶超。
2015年，台湾发生了著名的历史课纲微调事件，台湾岛上有中国意识的力量，试图对台湾已经在普遍施行的台独教科书进行修改，想进行拨乱反正。
例如想把“日本统治”时期修改成“日本殖民统治”，同时删减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在台湾推进交通，电气，金融和新式教育的内容，
同时新增台湾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土地被掠夺以及多数贸易由日本商社所垄断的的部分。
针对台湾在战后的历史，把“接收台湾”修改为“光复台湾”，新增了战后台湾搞“土地改革，汇率改革，加工出口区，十大建设，科学园区”等内容，凸显台湾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现代化。
这样的课纲微调其实就是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历史表述，但是遭到了台独势力的坚决抵制，他们不仅反对删减日本在台建设的内容，出现了强调台湾慰安妇是自愿的言论，甚至还反对增加战后台湾经济大发展的内容，这种举动就让人耐人寻味了，
他们在内心深处似乎不愿意相信台湾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好台湾，因此需要日本殖民来实现台湾进步。
的确如果抛开日本在台湾的屠杀和奴化不谈，
在日本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以在台湾社会被认为是“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的教育为例，台湾幼童的就学率从1915年的13.1%，增加到了1944年的71.3%，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同时期军阀混战和艰苦抗战的中国大陆，属于中国就学率较高的地区。
类似的还有代表着一个地区近代化水平的发电量，1948年台湾的发电量为8.43亿度，而同时期的中国大陆为44.98亿度，
而当时的人口，台湾大约700万人，中国大陆有差不多五亿人，人均发电量台湾大约120度，中国大陆差不多9度电，人均的差距在10倍以上。
关于这个发电量的统计数字，来自于帕尔格雷夫教授的世界历史统计，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之一。
除了教育和电力以外，还有台湾的交通建设，1895年台湾的铁路长度只有97公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铁路的长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度在1938年达到了3397公里。
即使考虑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为了通往糖类甘蔗种植园而铺设的铁轨，并不是城市间的通勤线路，也是相当大的进步。
其他类似的还有邮路，电话，公路长度，农田水利等等，都得到了类似的发展。
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进步，这些日本殖民者的“经济建设成就”成为了目前台湾人普遍性亲日的理论基础之一，
很多人台湾人都说”虽然明知道日本殖民统治不好，但是对日本人就是恨不起来”。
对日本殖民统治持有正面态度，认为是日本帮助台湾进入了近代化的台湾人比比皆是，成为目前在台湾人中的一种普遍性对日心态。
即使你拿出日本50年殖民时期，数十万台湾人被屠杀的数据，也很难让当代的台湾人改变亲日的态度，因为一百年前的同胞被屠杀，对现今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
而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的建设，所谓的“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倒是让现在的台湾人感觉到，台湾今天能够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员，台湾人今天总体较为富足的生活，是来自日本建设的贡献。
我以前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视频下面，该视频讲的是日本在二战末期对台湾农民的大肆掠夺，抢夺台湾农民有限的财产和粮食，以支撑战争进行。
结果下面的某个热评，是一个台湾年轻人的留言，意思是我的长辈告诉我，当时日本要战败了，战争资源短缺，因此日本平民也过的很苦，有的甚至比台湾平民过的还苦，意思是台湾农民被抢也没啥关系啦。
这个留言让我印象很深，这个台湾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殖民者家的父母老婆孩子过的苦，所以殖民者抢劫我就没问题”的想法。颇有一种要和殖民者同甘共苦的感觉。
明明是自己被侵害了，却反过来要为殖民者说话，淡化日本的强迫色彩，其中的核心逻辑就是“相信殖民者能比自己更好的建设台湾”，潜意识里认为台湾人劣于日本人，如果没有日本的殖民，台湾的发展程度会更差，不认同台湾今天的现代化成就主要是来自二战后台湾自己的建设，所以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殖民在总体上受到了损害。
要彻底的打破这个逻辑，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台湾比日本更加先进发达强大，然而遗憾的是，在殖民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发展的上限已经被日本殖民者彻底掌控了。
当领土和主权被外国占领之后，殖民者就彻底掌握了平台的控制权，那么在平台上活动的，能够提升地区发展上限和提升国民自信的优秀企业和科技人才，也就彻底的被殖民者控制了，这让被殖民者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在心态上始终处于下风，在殖民者面前始终无法抬起头，内心有挥之不去的自卑心理和崇拜对方的心理，即使在摆脱对方控制之后，这种心态也将长时间的存在。
今天香港从人均GDP来说，按照IMF 2019年4月的数据，比英国还要高出11.4%，从发展程度来说，并不比英国差了，但是英国人和香港人，在地位和心态上是不对等的，看港独分子和英国官员的表现就知道了，很容易看出谁曾经是殖民的一方，谁曾经是被殖民的一方。
我时常在思考，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作为前朝的民国，留给新中国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八万多公里的公路，一年四十多亿度的发电量，以及大约9000万受过初等教育，能够读书写字的国民么？
我认为并不是，提升识字率，拥有一定数量的铁路，公路和发电厂，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没有那么困难，即使是非洲，南亚，中东国家，它们全部都能作为殖民地从宗主国继承各种建设遗产，包括铁路，公路，工厂等等。
新中国能够从前朝继承的，全球其他国家一样能够继承。
我们就拿中国和英国的殖民地对比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可营运铁路长度只有2.2万公里，只相当于印度1887年的水平，没错落后印度62年，印度在1887年就有22640公里的铁路线了，而印度的国土面积仅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国的殖民地埃及，早在1912年清朝灭亡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4260公里长度的铁路。
同样是英国殖民地的肯尼亚，面积仅有58万平方公里多点，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该国拥有4729公里的铁路里程。
就算是满清王朝，也修了不少铁路，清朝灭亡的时候江南地区的三个重要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就已经用铁路联系在一起了，
清朝在其灭亡的最后十年，竟然通车了数千公里的铁路，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时全国有9000多公里铁路里程，抗战时期有名的石家庄到太原的正太铁路就是1907年通车的。
以至于有学术文章认为大肆修建铁路造成财政问题是清朝加速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为导火索。
其他也是类似的，例如钢铁产量，发电量，
印度独立的时候，除了铁路长度，钢产量也能完爆同时期的中国。
1949年新中国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而印度为137.4万吨。
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为43亿度，而南非的发电量竟然可以达到99亿度，是中国的2倍以上，同样在这一年，印度的发电量为49.09亿度，朝鲜（不含半岛南部）的发电量为59.24亿度
这说明，即使是亚非拉国家，都是可以继承不少铁路，发电站，工厂的，工业发展的标志之一的发电量，1949年的中国还没有印度，南非，朝鲜高。
初中等教育也是类似的，如果不考虑中学教育100%完全普及这样的高标准，只是想消灭文盲，实现大部分儿童（超过50%以上）能够入学，并没有那么困难，除了一些非洲国家以外，二战结束后，不要说东亚地区，即使是东南亚，南亚，拉美，中东等，识字率和小学入学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大幅度提高。
今天全球范围内看，小学入学率还低于50%的国家极为罕有。
对于重视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学龄儿童入学的普及更是快速和普遍性的，中国大陆1949年小学入学率仅有49.2%，到了16年后的1965年入学率就达到了84.7%，超过了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的最高71.3%的水平，这是一个可以短时间内得到大幅提高的数据。
不只是中国大陆，其他华人地区也是如此，例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华人受教育水平都在二战后得到迅速提高，基本扫除文盲。
那么什么才是ROC留给新中国的最大遗产呢？
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还不如朝鲜，印度和南非，而今天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三者相加之和了。是什么让新中国在建国之后开始显著的区别于其他非西方+日本的落后国家呢？
一个是独立的平台，尽管不太好看，但是中国的确打赢了抗战，维护了对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平台的控制权，新疆，西藏，东北，台湾等战略要地仍然在中国版图内，中国始终从未彻底沦为殖民地，而是始终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始终有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而不是像殖民地一样，整个治理体系乃至于思想文化都被殖民者进行了改造，连山川，河流，街道的名称都被殖民化。
而继承了这个平台控制权的新中国政府，对平台的控制能力更大大的上了一层楼，为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产业创造了条件。
很多殖民地，殖民者撤走之后，留下的是一个不完善有架构缺陷的本地政府，国家长期处于动荡和战乱，根本无法有效的带领国家前进。
一个是最大的遗产，就是全国3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顶尖人才，以及20.7万在校高中毕业生，他们是高等教育的优秀后备军。
1949年的中国，全国仅有18.5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全国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11.7万人（还只有不到一万人是工科生）。加起来总共30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非常重要的是，这30 万人中包括了一批在全球范围内看都属于顶尖的一流人才。
我之前整理过我国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资料，他们全部是国内名校毕业，大多数都具有博士学位。
例如理论物理大师彭桓武，是“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1941年8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后，彭桓武就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长就是薛定谔。
彭桓武的导师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科学家玻恩，玻恩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玻恩和爱因斯坦是多年的好朋友，玻恩曾经多次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里面提到和称赞彭桓武。美国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的领导人，美帝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是玻恩带的研究生。
23位元勋中的钱三强，他是在巴黎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小居里夫人（我们认识的居里夫人的女儿）。可见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都是世界级的优秀人才。
我国导弹设计大师，负责了东风导弹设计的23位元勋之一的黄纬禄，在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后，1943年被国民政府派到英国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
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1947年考入哈工大，1949年的时候他就是中国11.7万高等教育在校生之一，后来留学苏联，是当时全苏联毕业生中罕见的每一年都是全部满分的优秀学生之一。其他的两弹一星元勋，像邓稼先是西南联大毕业，美国普渡大学博士，钱学森更不用说了，国内交通大学毕业（后拆分为上海交大），加州理工的副教授和麻省理工的教授。
正是少数的顶尖人才出现，才得以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限不断的刷新，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的强调和表彰两弹一星，正是因为这是全球民族罕见的历史成就。
从台湾，韩国和日本看殖民地的弱点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面，能够看到台湾人普遍性的亲日倾向，以及对日本殖民的推崇，每当台湾人津津乐道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建设成就时，总是会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里面有什么是台湾人主导完成的成就吗？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在五十年的殖民时间里面，台湾人任何突破上限的成就也没有，所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都是日本人的，包括今天连马英九都在纪念的水利设施嘉南大圳，也是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主导完成。强调日本殖民时期的任何成就，实际上都是等同于强调日本人能力的优越性，加强台湾人对日本人的崇拜感。
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殖民带来的思想恶果之一，日本人在美国人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崇拜者，而台湾人又把日本加以崇拜，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三等人的地位。
日本败退后的台湾，其高等人才寥寥无几，尤其是能够大大推动国家建设的理工科高级人才几乎为零，
像台独今天大肆纪念的八田与一，就是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同时有机会主持台湾最大的水利项目。
而如果是台湾人呢？日本殖民时期全台湾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1928年创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今天台大的前身），从 1928 年创立至 1944 年，各学部毕业生共 843 人，其中台湾人仅 219 人，而且医学部的毕业生占绝对多数。
下面是台大历年在校学生对比，以1944年为例，三百多名在校生中，台湾学生仅为85人，其中80人为医学部学生，文政学部2人，理农学部1人，工学部2人。
台湾的医学界，即使在台独修改教科书之前也是很独的，日本殖民下的既得利益者使然。
在日本的殖民体制下，对台湾人的教育定义就是培养初级劳动力，这导致台湾人比起正常地区大大的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的低于连年军阀混战，又打了十四年全国性抗战的中国大陆。
根据国民政府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4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78909人，1945年为83498人。
而同期台湾的高等教育台湾籍学生在校人数，以台大为例，1944年仅为85人。而看理工科高级人才，台湾几乎趋近于0。
更重要的是，殖民形态下，台湾的民族资本全部为日本所掌握，使得台湾的优秀人才，不仅没有缺乏接受高等教育，走向顶尖水平的机会，也毫无发展民族产业的条件，一切的建设成就只能来自于日本人，日本人在台湾呆了五十年，台湾人今天却只有八田与一可以纪念，没有台湾自己的优秀水利工程师，这不是因为台湾人愚蠢和笨拙，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出头。
简单的和中国大陆对比下就可以了，和八田与一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中国大陆有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有修建了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首都电厂，其二期扩建工程就是由总工程师陆法曾承担整套设计任务，整个过程没有聘请外国专家，而是带领电厂工程师、工人自力更生进行设计和招标，1935年4月安装2台的1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37年在经历了战争的情况下，南京的首都电厂发电量达8755万度，还记得前面的数字吧，1948年台湾的总发电量为8.43亿度，也就是说1937年的首都电厂发电量，已经相当于台湾的10%以上了。
整个台湾在日本统治五十年间，有台湾人自行设计建造过任何一座发电厂吗？没有，台湾人只能在电厂建设中当劳工。
中国的网络上，普遍认为国民党来台后，带给台湾的最大成果是从大陆中央银行金库带走的黄金，起到了稳定台湾金融的结果。
我不这样认为，国民党来台后，最大的贡献是带来了大批受过高等教育人才，以及打造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台湾最为缺乏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一个领军人才的作用往往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和在毛泽东指挥下，即使基层官兵同样的英勇，但是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
突破科技和产业的上限，只能由顶尖人才带领完成，我们今天都深感半导体技术落后美国，然而说实话，十四亿中国人中真正能够实现半导体技术突破的人才，只是万分之一都不到的部分。
2019年5月18日下午，2019世界半导体大会才智分论坛上，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进一步谈到人口缺口问题时表示，截止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大约在40万人左右，这些从业人员中，技术人员有33万人左右，占总从业人数80%左右。
实际上，这33万技术人员是包括设计，制造，封测等各个环节，除去做各种基础工作和只有能力实现小改进的，真正能够实现半导体技术大突破的顶尖人才有几百人就算不错了。
像中芯国际，其顶级制程突破的速度在梁孟松加盟前和加盟后简直像两家企业。大批的顶级人才是战后台湾不断突破上限，进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基石。
今天台湾排名前十的知名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交通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光看名字就知道，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去的高等人才建设。而台湾大学，也是在光复回归中国后，第一次真正成为台湾人的顶级学府。
台湾在二战后的顶尖理工科人才，基本上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光复后的自行培养，尤其是理工科高级人才，来自日本殖民时期高等教育培养的几乎为零。
今天台湾所有最让人钦佩的经济和科技成就，基本是立足于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带来的高等人才，以及二战后台湾自行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
台湾最大的骄傲和科技基石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就来自于浙江宁波，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1949年十八岁的张忠谋前往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87年创立台积电。
台湾的雄风导弹计划之父韩光渭，1930年出生于山东即墨，而雄风导弹在研发中，得到了林骅博士的指导，他是当时全球洲际导弹的顶级科学家之一，清华大学毕业，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当时波音（Boeing）公司在国防武器系统方面的高级领导人，和钱学森一样是当时美国的顶尖华人科学家之一。
他帮助极大的推动了台湾的雄风导弹计划。
梁思礼是中国大陆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在2006年《自述》里有如下一段话：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这里林桦的桦是个错字，此人是林骅。梁的《自述》一直写为“林桦”。
在梁的《自述》里，除了上面一次，梁思礼两次提到林骅，一次是1947年两人开车去田纳西州，梁为林去做伴郎，梁开车出了车祸，林骅受伤住院，因此耽误了婚礼。
再一次是，晚年的林骅中风瘫痪在床，梁去美国看过一次。如果不出车祸，林骅有计划回国。
台湾的IDF战机之父，华人第一架三代机研发的领导者华锡钧，192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曾经当了15年的飞行员，后被派到美国学习航空专业，获得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后来返回台湾领导IDF战机研发。
蔡英文2017年2月7日在台湾中科院航空研究所的讲话中说：
“今天是“国防”自主的重要里程碑。“国防部”将和中科院，签订“新式高级教练机”的委制协议书。中科院也要跟汉翔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高教机的“自研自制”，今天就要正式启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特别提一个人。这个人是不久之前过世的华锡钧将军。在到这里之前，我刚刚先到他的灵前，代表“国家”，表达我们最深的感谢。华将军是IDF之父。因为有他，还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我们完成了IDF、“国机国造”的研发制造任务。不过，自从IDF之后，“国机国造”已经原地踏步了将近三十年。“我国”的航天产业不只被其他后进国家赶上，也面临人才流失及断层的严重问题。”
实际上，这样被国民党带到台湾的世界顶尖人才还很多，例如黄孝宗，福建厦门人，1920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后来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工程博士学位。1950～1980年，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界工作30年，是世界一流的火箭推进系统科学家，参与设计X-1首架突破音速飞机及X-15(7倍音速)的推进系统。是NASA的阿波罗计划登月火箭推进系统的总工程师，美国航太推进系统公司总工程师，被公认为是世界级有权威的火箭航天专家。
1980～1992年，黄孝宗在台湾工作12年。曾任台湾中山科学代院长，台翔航太公司首任董事长，在此期间负责策划和主持了台湾武器研发的多项核心计划(雄风、天弓、天剑、IDF等)计划，也有人称黄孝宗为IDF之父，他还协调各大学建立四所研究中心(成大航太研究中心、台大力学研究中心、交大电子研究中心、台湾清大材料研究中心)。
台湾光复后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顶尖的科技项目，其领袖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出生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列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说台湾本省人有多差，实际上在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开始普遍接受高等教育，逐渐的普及，因此来自台湾本岛的顶尖人才也在逐渐增加。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远哲，1959年台湾大学毕业，1961年获得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后来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中国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是在腐败落后的国民党时期，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也是光彩夺目。
从韩国和日本看新的殖民形态
人类发展到21世纪，旧的残酷的殖民形态逐渐的消退，但是其内涵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遏制他国的上限，确保本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优于殖民地，保持本国人的优越感，以及殖民地民众对本国及本国人的崇拜感，是殖民者永远的意识形态，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在100年前的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本国尚未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因此在大学教育里面，必然优先供给给本国人，而把殖民地人民作为初级劳动力培养，因此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人，很难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而在本国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之后，殖民者也会逐渐需要殖民地的高级人才为自己服务，因此会在形态上发生变化。
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其作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国民有很大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日韩都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率最发达地区之一。但是其国家发展的上限，却是牢牢的被美国人掌握。
在事关平台控制权的军事和政治领域，日本和韩国军事工业体系和政治的发展，都在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尽管韩国和日本是名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你绝对不能想象，这两个国家会选出反美的领导人。
你也不能想象，日本和韩国敢于摆脱美国的控制，自主的发展先进武器工业。
在掌握对平台的控制权的前提下，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吸取和压制日韩两个平台上的经济利益。
比较典型的，就是能够极大的推动本国高科技发展的军事工业，
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院发布的2013-2017年全球武器贸易状况研究报告，这五年的全球武器出口金额十强为：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英国，西班牙，以色列，意大利，荷兰。
日韩都是世界前十的工业强国，但是在军火出口方面却被甩出了前十，不如以色列，荷兰，发展完全被美国限制。
军事工业不仅是全球利润最高的制造业行业之一，
而且和民用工业之间，具有极大的产业转化机会，
例如全球最大的安防企业海康威视就是中国电科旗下的企业，
正在研发大飞机的中国商飞，不管是系统还是零部件研发，都有大量的军工系统供应商。
我们今天最经常使用的移动通信，就是来自于二战时期的摩托罗拉发明的军用无线电设备，后来造就了北电网络，朗讯，阿尔卡特，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华为，中兴等世界一流企业，同样的还有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脱胎于军事科技发展。
不仅如此，日本和韩国还需要支付美军的军费，同时还要花费巨资购买美国军火。
以韩国为例， 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12月28日的文章，2015年韩国采购美国武器的费用高达50亿美元，而2014年这个数字更高，为大约70亿美元，这已经超过当年韩国GDP总量的0.5%了。
2014年韩国进口军火的78亿美元中，90%是美国武器（70亿美元），仅仅4架全球鹰无人机费用就高达7.5亿美元（8800亿韩元），这个数字简直让人震惊，以至于我以为是不是《中央日报》写错了。我之前也查阅过日本进口美国军火的价格，同样是高的让人吃惊，可见美国赚取的巨额利润。
韩国最大的ICT企业三星电子，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东芝存储，类似的还有台湾的台积电，目前最大的股东都是欧美外资。
我 对比过华为，三星，东芝半导体，台积电等东亚顶级公司的薪资，
发现华为公司员工的薪资水平高于其他三家，
根据韩联社2019年4月1日的报道，三星电子韩国员工人数10.3011万人，人均年薪为1.19亿韩元，按照今天（2019年7月1日的汇率，1人民币=169.0695韩元），相当于人民币70.39万元。
下面是韩联社的报道链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401006400881?section=search
而华为公司看2018年的财报，雇员支出为1465.84亿人民币，按照18.8万雇员计算，人均为78万人民币，高于三星电子韩国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10%以上。
如果我们考虑到，华为的中国籍员工收入水平高于其海外员工，那么只看中国籍员工的话平均收入会高出三星韩国员工更多。
而实际上，如果从营收和利润上来看，华为和三星电子其实还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企业，三星电子不只是智能手机，还包括了家电，显示面板，存储器，通信设备等。
2018年，三星电子全年营收为243.7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亿元），营业利润为58.89万亿韩元（355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44.34万亿韩元（2676亿元人民币）
而对比下，华为的全年营收为7212.02亿人民币，净利润为593.45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三星电子营收是华为的2倍，净利润是华为的四倍多，净利润率是华为的两倍多。同样是爆肝的高强度工作，三星总体实力还远强于华为，但是两个公司的员工最终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回报差异，这是背后的不同分配方式导致的。
作为一家韩国的命脉企业，其外资的股权占比过于高了，
2018年第三季度的股权结构，三星电子普通股外国投资者占比高达52%，对股票分红具有优先权利的优先股外国投资者占比高达81%
虽然外资无法获得三星电子的控制权，但是在收益获取方面却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地位。
再以台积电为例，2017年台积电分红为每股8元新台币，总共分红高达2074.4亿新台币（466亿人民币，汇率4.45）。而2017年台积电的营业收入总额为9774.4亿新台币，分红占了营收的差不多21.2%，而台积电外资占了股权的79.67%。
根据台积电的2018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台积电去年全球员工不含退休金及福利的总体薪酬中位数为约新台币158万元（约人民币35万元）。
如果是单看台湾厂区，非担任主管职务的全职台湾员工有4.2605万人，薪资平均数为新台币200.9万元（约人民币44.5万元）。
台积电2018年全年营收为342亿美元，同比增长6.5%；税后净利为116.4亿美元，净利润率高达34%，净利润金额高于华为，净利润率更是远远超过华为，但是其员工的平均薪资水平却被华为甩下了一大截。
华为独特的全民分配结构，保证了其员工薪资的竞争力，使其在规模和利润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能够让员工获得更高的收入。
亚洲顶尖ICT企业留存的利润并不是到了本国政府或者资本的腰包，而是被欧美外资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无法在本国形成投资和积累，这就形成了为欧美资本打工的局面。
而反过来的事情却是没有的，美帝最优秀的十几家ICT科技公司，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甲骨文，Facebook，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等，没有任何一家是被日韩台资本占有大部分股权的。
当然美国其实也面临问题，像苹果公司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现金，但是相当大一部分为了避税而停留在美国境外。
在这里，我要再次提下中国另外两家大型电子企业OPPO和VIVO，
这两家公司除了高科技色彩比不过华为之外，在员工薪酬领域是可以和华为媲美的，其一样采用和华为类似的内部虚拟股票的形式，员工可以通过购买内部股票获得增值和分红，共享企业发展的收益。
OV两家公司的老员工，年入10万美元以上是很正常的，堪比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员工薪资水平，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OV类似于华为的全民股权结构。
这充分说明了，搞高科技固然是国富民强的根本，但是分配方式的不同也会极大的影响国民的财富水平。
在军事高科技和政治等核心领域，美国牢牢的控制着日韩的发展上限，日韩每年支付美军军费，以及购买美国高利润军火。
而对于民用高科技领域，则通过其强势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通过资本的形式获取日韩社畜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
而一旦日韩的民用高科技产业强大到可以威胁本国命脉的时候，美国则可以通过的平台控制权进行绝对的打压，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就是典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日本东芝事件，东芝卖了机床给苏联人，
东芝的高管竟然是日本警方自己逮捕的。这就好比2016年和2018年中兴事件，深圳警方遵循美方要求逮捕了中兴的高管，这对主权国家来说是耻辱的，不可接受，难以想象的。
以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为例，从数据上看，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半导体出口金额1985-1987年出现连续三年的减少，1988年出口金额出现回升，到1989年才又重新恢复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影响长达三四年。
1986年日本签订的第一次半导体协议，不仅规定了日本多种半导体产品的出口价格，限制美国出口，甚至还规定了扩大外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份额的内容。
从1986年开始，作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最大国家之一的日本本土半导体市场，进口半导体产品份额出现了稳定的上升，1985年日本只有10%的半导体需要进口，到1995年的十年间，日本半导体进口份额每一年都处于上升的态势，到了1995年竟然接近40%。
今天回头看当年的美日贸易战和科技战，声音非常大的观点认为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落后，
完全是因为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向出现了战略失误，没有抓住PC时代的到来的战略机遇，没有看到全球半导体产业界各环节分工的发展，仍然只做IDM，导致投资分散。
例如非常好的证据，日本的半导体出口金额虽然在1985年之后出现了几年的下降，但是在1989年依然超过了1984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到了1995年出口金额更已经是1985年的三倍以上。
对此我想说两点，
一个是要看份额而不是看绝对销售额，全球半导体产业本来就处于高速发展态势，出口金额扩大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如果看份额的话，当时作为日本半导体基石之一的DRAM存储器，其全球份额在1985年之后不断出现下降，且不可逆转了。
另外一个标志是日本半导体内需市场的进口产品份额，从1985年之后日本进口半导体产品的份额就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到1995年，已经超过了30%，达到了接近40%的水平。
在我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也是典型，光看自主品牌汽车公司的销售额，比其十年前高多了，然而这是国内汽车市场高速发展的结果，自主品牌汽车份额并没有太显著的提升，2019年依然停留在40%左右的水平。
与日本对比鲜明的是，韩国的以DRAM为首的半导体产品份额，却利用日本产品价格被打击失去优势的机会，在1985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贸易战让美国扶持韩国成为日本在全球存储业界最大的竞争对手。
同样是IDM，为何三星和海力士就崛起成为世界存储器强权，今天存储器依然是全球半导体市场中份额最大的产品，而日本在该领域已经完全失去了霸主的地位，曾经的骄傲尔必达已经破产，东芝半导体被迫出售股权，
2019年的世界，除了三星和海力士以外，我们熟知的做存储器的美国美光也是IDM公司，日本在其核心的存储器领域的衰落，恐怕不是简单的日本人只做IDM就能够解释的。
除了作为基石的存储半导体被打击，日本人没有抓住新产业新产品发展的机遇，日本企业有自己的失误，但是外部因素并不能小觑，对于半导体这种高度依赖巨额投资的产业，企业界本来就对大额投资非常谨慎，对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方向判断，更是需要多路下注。
2018年的5G投票事件，华为在Polar码上优势明显，因此力推Polar码，但是实际上在美国主推的LDPC码领域，华为同样有不少专利。投资本来就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会转化为利润，而是作为技术储备。
如果本国政府总是表现出无力和外国强权对抗，竟然能够通过签署协议规定本国产品出口价格，规定外国产品进口份额，剥夺本国企业的经营自由，让本国货币突然大幅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导致本国1985-1988年的半导体出口金额低于1984年，严重的影响了企业收入，
同时使用行政力量推动外国半导体进口份额不断上升，抢夺本国市场份额，
这不仅削弱了企业的收入来源和投资能力，更是会对投资前景产生悲观的预期，极大的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谁知道会不会受到打压而打水漂呢？
日本半导体产业界对于PC机通用CPU处理器领域的投资非常少，错过产业机遇，导致英特尔在该领域一家独大，而在该领域的投资不只是要有战略眼光那么简单。
以存储器为例，中国谁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为何存储器直到2014年大基金出现之后，才有国家意志推动三大存储器基地建设，是因为中国人都觉得存储器不重要吗? 本质原因是因为半导体投资本来就是高投入，高风险。
福建晋华的存储器项目，目前因为受到美国制裁处于停滞状态，
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坚决的推动长江存储继续前行，如果长江存储的投资方也是财团和私人资本，必然会产生极大的怀疑和动摇。
如果长江存储也得不到中国政府支持，甚至还反过来配合美国打压长江存储，那么中国一定不会有做存储器的后来者了，我投了几百亿上千亿人民币，美国人一打压就会打水漂，政府还站在美国人一边，我再热爱民族产业，再有战略眼光，又怎么会有信心持续投资？
作为资本家，动辄数百亿上千亿的项目，不可能不考虑政治风险，实际上政治风险是商业项目的主要风险之一。
今天老是有人说，当年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没有用，不管是广场协议，还是半导体协议，都不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企业自己的战略失误。
我强调下我的观点， 高科技发展伴随着高投入和高风险，因此必然是官民一体分摊风险，如果本国的官没有办法和本国的民站在一边，甚至反过来和本国的民作对，那该国的高科技从长期看，能发展起来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官民不一体，本国高科技还能发展起来的，我是没有见到过，请有知道反例的告知。
美国人5月份开始的对华为的禁令，按照任正非目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今年和明年可能会少增加300亿美元的收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是有效果的。
我们也很容易的从出口金额下滑和进口半导体产品份额上升的数据看出，美国当年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也同样是有效果的。
美国的真实目的是，其实是通过打压这个动作，迫使华为放弃走这条路的想法，更进一步拿华为作为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中国制造2025，发展高科技的路线。影响和改变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路线选择和决策。
这就好比，你想自己开家拉面店，但是你知道隔壁兰州拉面的人肯定会上门来找你，说你破坏几百米之内不能有第二家店的行规，阻止你开店，你也知道本国警察很可能不会处理他们，那么这势必会影响你开店的决策，而不能说是因为你没有眼光决策失误才不开。
因此我们不能说，日本的企业做出了错误决策和来自外部和本国政府的配合打压没有关系，而政治和政策风险一定是投资必须考虑的风险之一，任何投资决策不考虑政治和政策风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日本企业在美日半导体协议和广场协议面前，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能力和意志都受到了削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从而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
从美国人的角度讲，如果美国人真的认为当年日本高科技的衰落和美国发动的各种打压手段没有关系，没有效果，那么今天他们就没有必要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和华为。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的告诉美国人，中国和当年的日本不一样，中国是主权国家，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打压而改变发展高科技的决策，更不可能配合美国签订屈辱协议打击本国企业，因此美国的打压只会对弱小国家和非主权国家有用，对中国而言，只会造成暂时的损失，动摇不了中国发展高科技的决心，影响不了中国坚定不移投入高科技的决策。
这也告诉我们，拥有自己的独立主权是多么的重要，2018 年，中国国防支出将增长8.1% ，达到11069.51 亿元人民币。
现在世界和平，又不会打仗，也不太可能有国家会入侵中国，为什么却需要保持万亿人民币规模的军费预算？因为中国政府清楚的知道军事力量，主权和经济产业发展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主权，本国国民才有信心去做需要长时间投入的事情，不然美国人的航母战斗群一出现，本国政府就全面妥协不敢发展高科技了，谁还会去投资本国高科技产业？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中国政府也像当初日本政府一样，
和美国签署5G设备协议，强行规定外国5G通信设备在中国电信市场的份额，压低占华为公司50%收入的全球最大市场带给华为的收入和份额；
强行规定华为5G产品出口到各国的价格不得超过美国规定的值，
同时配合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逮捕华为高管，指控其违反美国出口禁令，更给于华为罚款。
一系列举动让华为的竞争对手得到喘息机会，更获取了巨大市场利益，
而华为出口金额连续三年出现下降，本土份额连续被外国竞争对手侵蚀，
同时极大的打击了华为上游国产供应链的信心，各种和华为合作的长期研发项目因为对前景的不看好而受到影响，对前景产生了悲观的预期，即使顶住了这一轮压力，也会得到本国政府配合的下一轮来自美国的打击，
长此以往，华为会不会衰落，会不会削弱华为加大在5G领域投资的动力和能力？
即使华为强大到无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发展起来，那么其他弱小领域的中国企业呢，都能扛住吗？
中国的上限必然高于日韩和欧洲
在知乎上总是看到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人均GDP会超过日本吗？会超过韩国吗？会超过欧美吗？
而绝大多数的答案是悲观的，理由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无法超过他们。
更进一步提问，日本+韩国+欧洲+北美+澳新，人口也有差不多十亿人了，也不算少了，也属于人多，那为什么他们平均下来人均GDP能够超过四万美元？
既然都是十亿规模人口的级别，那为什么中国不能把他们取而代之呢？
回答是他们占据的地方大，自然资源丰富，所以人均GDP能很高。
这种思维方式是完全错误的，自然资源和人均GDP并没有线性关系，
自然资源决定GDP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和人均GDP才是真正的正相关关系，在科技时代，人会越来越比自然资源重要。
如今全球的GDP构成，高度的集中在现有的老产业（汽车，能源，化工，钢铁，造船，金融，机械等以及各种第三产业），而在全球增长规模最快，增长规模最大的是ICT产业领域，基本上被中美瓜分，这意味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欧洲，日本，也许还有韩国，他们的人均GDP现在虽然很高，但在ICT新兴产业领域，他们的人均GDP就差多了，不再具有优势地位。
下图是福布斯2018年Q3的全球ICT科技公司市值50强，紫色为北美最多，红色为亚洲其次，绿色为欧洲公司排第三，可以看到亚洲企业中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以外最大的亚洲ICT企业是三星和台积电，当然华为，OPPO, VIVO都没有上市所以不在榜单上。
而在ICT的五大领域：IT软件服务，系统硬件，半导体，电子商务，媒体，
最大的领域是IT软件服务，包括谷歌，微软，facebook，腾讯，百度等公司。
其次为系统硬件，苹果，三星，小米等系统公司；
以及零售业：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两大巨头
还有就是半导体了，台积电，英特尔，高通，博通，Nvidia等等。
非常明显可以看出，中国ICT企业软件有腾讯和阿里领头，硬件有华为领头，这三家公司都是世界级的企业，腾讯和阿里的市值在全球前十位。
华为在全球和苹果和三星并列，而从现阶段来看，其表现出的战斗力明显强于三星。
ICT产业发展有多快，影响的范围有多广，我们从下图的中国2017年GDP的核算数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为21.8%，是所有产业中唯一增速超过10%的，和GDP总体仅为6.8%的增速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GDP中增速排第二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个产业非常明显的受到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带动，增速达到了9.4%.
实际上，其他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ICT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影响，从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到制造业，我们都能很容易的看出来，毕竟现在满大街的外卖骑手和滴滴司机，以及连路边摊都能支持移动支付。
那个GDP高达12.5万亿人民币的“其他服务业”，同样大大受到ICT产业发展影响，比如娱乐性的产业，各种手机直播，手机游戏等等，以后几年VR为代表的娱乐产业还将迅速崛起。
ICT技术的发展，会造成价值的转移，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ICT产业通过对制造业的改造，也会极大的激发出产业发展的潜力。
以汽车为例，随着ICT技术的发展，汽车的价值在逐渐ICT化，也就是汽车电子产品的价值占比将会越来越高，国内百度，腾讯，阿里，华为等都明确的进入了汽车产业领域，百度的自动驾驶，阿里的AliOS系统，华为在2019年决定进入汽车领域做汽车电子和通信部件供应商，也是看到了该产业发展的巨大机遇。
类似的还有智能化对各个产品的改造，最为简单的，家里的电表，水表，家用电器，扫地机器人，乃至于体重秤等等，都会需要数据和通信模块，实现连接。
人工智能渗透到各行各业，我家小区现在门禁都已经在2019年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中国各大口岸和边检都安装了人脸识别过关系统，
深圳几乎所有的停车场在一两年间逐渐实现了车牌识别，
平安城市在全国大规模铺开建设，
以后是万物互联的世界，也就是说，理论上所有的产品都会ICT化。
除了产品以外，无人和智能零售店，无人和智能物流仓库，智能工厂等都会逐渐出现和普及。
除了实体产业以外，虚拟世界由于没有边疆，全球一体化，在收割全球利润方面更加方便快捷。全世界的消费者购买了苹果手机，会支付给美国硬件费用，在苹果手机上下载各种应用，又会支付给苹果分成，苹果公司2018财年营业收入为2655.95亿美元。
更进一步，全球的消费者使用美国的应用生态，导致全球的公司都会在美国的应用生态里面打广告，全球广告收入最高的公司是谷歌和Facebook。
根据zenithmedia 的报告显示，2016 年谷歌与Facebook 赚取了全球所有媒体广告支出的20% 。 下图是其公布的2016年全球广告收入30强，可以看到谷歌和Facebook分列全球前两位，中国上榜的3家是百度，腾讯和CCTV
我们再看MorketingGlobal的数据，
下图是2019年Q1美国公司的广告收入，谷歌第一季度全球广告收入就达到307.2亿美元，Facebook也有149亿美元，这只是一个季度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这两家的增长率竟然还有15%和27%，这说明什么呢？
由于谷歌 ( 旗下有 youtube ，谷歌地图， google play ，搜索引擎 ) 和 Facebook （ whatsApp, Instagram ）生态应用在全球虚拟世界的强势和垄断地位，全球其他国家上网人数越多，经济发展越强劲，就会有更多的广告需求和广告受众，都会让他们随之受益。
其他像Twitter和snapchat，广告收入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样分别增长了18%和38%。
除了广告，全球消费者还会在网络上进行大量的消费，例如手机游戏，手机直播，网络购物等等。当然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在谷歌和Facebook为首的社交和视频应用上中国全球化较差，但是在手机游戏，手机直播应用，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领域中国公司发展还是不错，以后也是可以在虚拟世界全球化收割利润。
以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数据，
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该季度的海外收入为30亿美元，而2018年第一季度为20.6亿美元，增长率高达45.6%，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增速
除了硬件产品的ICT化，个人的网络消费以外，全球的企业也在全面的ICT化，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企业的云业务需求迅猛发展。
你在深圳加入一家公司，但凡规模还可以的，都会有自己的服务器和内网；
对于制造工厂来说，ICT化更是必须的，从供应链，物流，采购，财务，研发等，都必须在IT系统上完成，否则越来越难以参与市场竞争，IT基础设施是刚性需求。
而全球企业IT业务正在大规模向可以降低企业IT投入成本的云业务转化，国内最大的云计算供应商阿里巴巴公司，其2019财年（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底）云计算业务财年营收247亿元，其中2019财年第四季度营收达77.26亿元，飙升76%。不只是在中国，2019年阿里云在亚太已经设立了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等地域节点。云计算这个领域，基本就是中美竞争，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是亚马逊，微软，阿里，谷歌，腾讯等。
新技术和新产业创造的GDP总是会逐渐超过老产业，最终占据优势地位。
全球曾经都是农业占据GDP的大部分，在那个时代你是很难想象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GDP超过中国的，人口体量差太多，
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工业（包括采矿业）迅速成为GDP的主要部分，同时大大的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你搞工业生产需要发电，发电需要煤炭，煤炭需要运输，还需要建立矿山开采，采矿需要机械，各行各业都拉动起来了。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到5%甚至3%以下，已经无足轻重了。
在GDP领域，也出现了人口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英国，法国，德国，GDP总量却全部超过中国的情况。
类似的60年前我们说赶英超美主要是指钢铁产量，因为钢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的象征，而在今天很显然钢铁产业创造的GDP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
ICT产业革命将是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主流和核心，ICT产业以及各个产业中的ICT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将会越来越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五年里面，中国500强企业中，增长最快的2家恰好就是华为和阿里，都是来自于ICT产业，
阿里是过去五年的营收平均增速排第一，华为是过去五年营收的绝对增加额排第一。
从底层技术的半导体，到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5G，智能制造等，都是未来会持续高速增长的领域，而且是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也构成了GDP增量的主要部分。
美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借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ICT产业开始起飞和迅猛发展，英特尔，微软，高通，苹果，甲骨文，谷歌等企业崛起，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其经济表现在作为发达国家中人口体量最大国家的同时却是增长最快，相反日本和欧洲在经济表现上则逊色很多，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人均GDP和美国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以IMF 2019年4月版本的数据为例子，美国人均为6.26万美元，
而德国为4.826万美元，法国为4.29万美元，英国为4.256万美元，日本为3.93万美元。
美国的人口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差不多，但是人均已经比欧洲大国平均高了40%以上（其中比德国高出29.7%，比法国高出45.9%，比英国高出47%），比日本更是高了59.3%。
那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什么产业让美国的人均GDP显著的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呢？
我们翻开财富世界五百强的2018年版本，里面使用的是2017年财报的数字，我们把美国净利润最高的公司拿出来看一看：
美国净利润最高的公司就是苹果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高达483.5亿美元，美国净利润前十位的公司里面，ICT领域5家，然后是金融3家，能源1家，制药业1家。
从公司数量上看ICT领域占了半壁江山，从净利润金额上来看，更是超过了50%。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美国净利润前22位的公司，里面ICT占了11家，同样是半壁江山。其他是金融业4家，能源2家，消费品和零售3家，制药+医疗2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22家公司里面，净利润和营收增长最快的公司全部来自ICT领域，包括谷歌，Facebook，苹果，增速明显的超出其领域，也就是ICT产业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
中国只要仅仅的抓住时代趋势，在已有的产业上，例如大飞机，汽车，能源，化工制药，新材料，机器人等继续坚定升级，同时在ICT领域紧跟美国，同时实现ICT技术助力制造业的发展，在总量上可以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和美国一起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绝对增加额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是在人均上目前看不到赶超美国的明确趋势，除非在ICT这个最大的新兴产业领域彻底压倒美国，但是目前来看，全球ICT产业，尤其是ICT软件领域的增量仍然是美国占了大头。
美国的顶尖ICT企业，目前增速仍然非常快。
我们以老大苹果公司为例，苹果2018财年财报，销售额增长16%达2655.9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可能对这个速度没有概念，华为的营收只有苹果的一半都不到，根据华为的财报，2018年1051.9亿美元（按照2018年期末汇率计算），比2017年的925.5亿美元营收增速也就是13.7%，当然按照人民币计算营收增速为19.5%，并没有比苹果快多少。
我们再看全球云计算领域的老大亚马逊，
2018年全年亚马逊净销售额2329亿美元,比2017年的1779亿美元增长31%
在这么大的体量上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
腾讯对标的Facebook，其营收高于腾讯，增速还比腾讯更快。
Facebook 2018财年全年营收558.4亿美元，同比增长37%
而腾讯在2018财年的总营收为3126.94亿元,不到500亿美元，同比上涨32%;
同样的还有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2018财年营收同比增长23 %,达到1368亿美元;
而中国的百度2018财年总营收为1023亿元（约合148.8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长28%，百度体量远远小于谷歌，但是增速却并不比谷歌高出多少，实际上百度进入2019年增长还遇到了大麻烦。
例外可能就是阿里集团了，该公司2019财年（2018年Q2—2019年Q1）营收达3768.44亿元，同比增速达到51%，这个速度可以说傲视群雄。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主要是全球化方面和美系公司差距较大，单纯依靠中国市场是很难和美系巨头公司竞争的，当然这里面再一次说，阿里以及新崛起的头条系可能会是个例外。
阿里的海外业务尽管占营收比例并不高，但是增长非常惊人。
除了以上，美帝还有微软，nvidia，博通，高通，甲骨文，英特尔，美光等一大票ICT领域的顶尖企业。换句话说，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每年的绝对增加额超过了美国，但是更多是在ICT以外的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扩张带来的。
比如基建（中建，中交等领衔），发电设备（核电，风电，火电，输变电设备，太阳能设备），轨道交通（高铁，地铁，信号系统），汽车及其零部件（中国市场多年高速增长），装备制造（各种大型化工装置，工程机械，专用生产设备），劳动密集型产业品牌化升级等等。
另外过去几年我们在ICT领域硬件部分全球份额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消费电子领域的营收华为+OPPO+VIVO+小米+联想的营收，在逐渐接近美国的苹果+戴尔+惠普，虽然目前总体还是不如。通信设备领域的营收华为+中兴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公司。
但是在ICT核心的集成电路硬件，基础软件和生态领域差距极大。
因此ICT作为挖美国墙角的最主要战场，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双方今后的发展。当然美国不是没有问题，美国的最大问题是制造业空心化，虽然美国本土仍然有不少高端的制造工厂，但是其相比中国最大的劣势就是在于制造业产业链不断丢失，美国本土只保留了ICT硬件的研发业务，制造业务都转移到中国大陆去了。
而现在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厂家，在不断的攻克ICT的底层硬件技术，这会导致美国本土的研发业务也不断受到竞争。如果中国顺利的做下来，那就是这样的路径：
第一步是ICT硬件制造已经大规模的转移到了中国，以前只是富士康生产整机和系统，现在中国开始逐渐制造金属壳，玻璃壳，天线，电池，显示屏，麦克风，话筒，振动马达，同时还在逐渐扩大芯片制造和封测规模，向核心零部件进军。
这几年不只是中芯国际，华虹等本土公司在不断扩产，境外芯片制造公司也在向中国转移芯片产能。
第二步是ICT硬件的研发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硬件的设计和制造其实天然应该是在一起的，如果制造产业链已经到了中国，那么在中国搞研发会比在美国有巨大的优势，
只要中国以华为为首的ICT公司能逐渐攻克硬件设计尤其是芯片设计技术，将使得美国本土的设计公司丧失竞争力和市场。
第三步，一旦ICT硬件底层技术被中国逐渐掌握，从消费电子终端，电子零部件到芯片都是来自于中国公司，那么建立在硬件基础上的美系互联网应用生态优势将会逐渐瓦解。
首先会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发展，和两个因素强相关，一个是硬件技术发展，一个是应用的发展。每次硬件技术以及应用的变化和飞跃，都会带来新操作系统诞生的机会。
微软的windows在PC时代是无敌的，但是在智能手机时代却被市场淘汰了，这就是硬件技术跳跃式变化带来的操作系统新机遇。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最开始就是为物联网设计的，并没有打算用在手机上面，实际上直到现在华为的策略仍然是想手机领域继续使用安卓系统，实事求是的说，要想在现有格局中打破安卓垄断是困难的，只不过遇到了美国的禁令打压，那必须让鸿蒙上手机用了，没有了选择。
除了操作系统会受硬件技术变化影响以外，硬件技术变化对手机应用的影响也是显著的，PC机器时代，全球都在用MSN，skype，中国在用QQ，人人网，大家都觉得这些社交应用是不可战胜的，谁会把社交圈子全部迁移呢？
但是当智能手机时代来临的时候，WhatsApp，Line，微信等移动端的应用迅速的崛起了。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2008年-2011年的几年间，那个时候我最常用的社交应用，上班的时候就是打开电脑使用MSN和同事聊天，和供应商的联系人联系，催促其回复邮件，和客户交流则是用skype，下班之后是回到家里用QQ和朋友聊天。
后来微信推出之后，大约是2011年开始安装了微信，从此QQ就逐渐淘汰了，后来MSN也逐渐式微了。
美国系软件生态和应用之所以强大，其实也是建立在其硬件技术先人一步的基础上，
举个不太贴合的例子，一个小区如果有游泳池，而另外一个小区只有10公里以外才有游泳馆，那么前者小区居民的游泳水平和小区游泳比赛的水平必然大概率的高于后者。
从长期的时间段来看，如果硬件基础技术被中国逐渐攻克，那么美国在软件生态上的优势性并非那么坚不可摧，就如同上面windows，QQ，MSN，skype由于移动硬件的兴起而份额下降的例子一样。
同样是移动时代，中国在跨入4G之后，迅速出现了手机直播，短视频等各种应用，抖音的国际化程度就明显的高于微信等前一代应用。
中国在2020年建成了5G网络，网速是现在的10倍甚至几十倍，会不会产生新的应用形态？会不会首先诞生在中国，然后逐渐向全球扩张？我们可以过几年再看看。
从长期来看， 如果欧洲和日本的 ICT 产业长期做不起来 ，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社交应用，电子商务，物联网，搜索引擎，消费电子品牌，半导体设计制造，通信技术等领域没有起色， 跟不上中美的节奏 ，也无法做到ICT产业反推现有产业进步，例如机器人一旦有了人工智能加持（语音智能，认知智能等），其价值会上一层楼， 那么中国在未来，人均 GDP 有很大概率赶超欧洲和日本。
只是从现在看，暂时看不到太多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国的趋势，只能在总量上超过美国，毕竟人口体量是美国的四倍。
实际上这样的推断是合理的，我们一直把欧美日并列在一起，都看成是发达国家，实际上这让我们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同，那就是美国在国家综合能力上远远的超过了欧洲国家和日本，2018年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总体大约50%.
只要美国继续保持ICT领域的优势，未来美国的经济增速继续保持高于欧洲和日本，其人均GDP超出欧洲和日本100%是可以预期的。
以后的世界很有可能是这样：
美国的人均是欧洲和日本的两倍左右；而中国的人均达到欧洲和日本的水平。由于中国的人口体量是美国的四倍，所以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