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融合成趋势 “繁星”模式成长三角融合发展样本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高校汇聚高层次人才，企业反馈一线研发需求，共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高水平转化。

作者 | 《财经》新媒体 任然 欧阳靖宇

编辑 | 潘西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虚拟现实、物联网、数字化农业……越来越多创新科技正照进现实。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创新集群的发展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关键。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谈到建设长三角创新集群时表示，政府、高校、科学机构、企业为长三角建设科创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盘。

如何融合各股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成为长三角创新集群发展的关键，作为我国创新集中的三个主要区域之一，长三角囊括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同时，这里也有无数的互联网公司，拼多多、携程等生长于此，汇聚成科技创新重要的军备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始与科技机构展开合作。今年3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拼多多创始人团队的繁星公益基金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 推动浙江大学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领域的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

互联网公司与科技机构的融合发展引起了各界关注，吴朝晖认为，以往的基础研究，有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繁星科学基金则是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体现了政产学研携手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新思路。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高校汇聚高层次人才，企业反馈一线研发需求，共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高水平转化。

产学研融合大势所趋 “繁星”模式成样本

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长三角区域内创新资源产学研对接融合趋势正在全面升温， “融合”、“互动”成为吴朝晖多次提及的关键词。

最近几年，浙江大学倡议发起了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与浙江省共建之江实验室、与上海市共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联手繁星公益基金在上海设立繁星科学基金……在长三角科创版图上，浙大表现活跃，串起了高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融入到科技创新事业，迈向科研无人区。如华为通过在各地建立研究所，在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不断探索。陈天桥捐赠10亿美元，资助神经科学研究。拼多多与浙大则设立了繁星基金，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的交叉融合。

吴朝晖认为，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政产学研携手有助于打开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新思路。而在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模式中，繁星科学基金或可成为合作样本。

据了解，今年3月，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繁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设立“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此基金则由浙大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及其创始人团队发起，首期1亿美元捐赠资金，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具体来看，在企业与高校合作的模式中，政府可以为基金运作提供税收减免、产业对接等政策支持；高校可以汇聚高层次人才和优质创新资源，做好科研项目的组织动员等工作；企业可以将一线的研发需求反馈给基金，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高水平成果转化。在‘四个面向’中推进新型校地校企合作，可以打造更加紧密的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相关专家表示，繁星科学在“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领域，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行业的交叉融合。更重要的是，繁星科学是由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这种合作的背后，不是“利润自觉”，而是“技术自觉”。

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 基础研究成关键

2020年末，科技部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为长三角未来5-10年内的科技发展定下目标，力争到2025年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力全球排名为第14位，与2019年持平，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中，吴朝晖认为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作为国内一流的计算机专家，他表示，以“计算+”为特征的智能化革命，为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

以繁星科学基金会的第一期的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项目为例，该项目国内与国外发展相比差距较大，若能自行研发成功，将实现金融风控毫秒级判断银行卡是否遭盗刷，以及实时制定城市交通信号灯策略等重要应用。

其余三项科研项目也均以基础研究为探索方向，包括“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肿瘤免疫新抗原研究”和“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

据了解，为了确保研究方向聚焦“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先进计算”等领域，基金理事会将会执行严格的项目前中后评审，并实行阶段性资助。上述四项科研项目即为首期资助内容，繁星公益基金将在未来3-5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

除了针对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对于未来科创共同体的概念，吴朝晖做出了展望，“未来的情形是，优质创新资源在长三角各地分布式集聚。比如，某个前沿领域的顶尖创新资源在上海，但一流的应用场景可能在安徽。又比如，上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可能在浙江，下游最好的创新要素却在江苏。”

他表示，“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连接更加频繁，能级不断提升，将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另外，长三角汇聚复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也建立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长三角也是我国经济中心，拼多多、携程等均扎根在此，成为科创的基本盘。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市场力量的加入，不仅使基础研究得到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也可以将市场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科研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需求对接等各方面，从而提升研究效率。尤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未来科创共同体将形成合力，推动长三角地区快速发展。

企业推动科创 更能“有的放矢”

近年来，企业纷纷参与推动科研的发展，但科研投入仍有缺位。从斯坦福联合MIT、哈佛、OpenAI等院校和机构发布的《2019年度AI指数报告》中可以看出，2018年中国官方研究机构发表的AI论文数量要比企业多近300倍，而在美国，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比政府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高出50%以上。

国内企业对此逐渐重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提到，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

黄峥也在辞职信中写到，过去几年里拼多多对农业领域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流通领域，未来要通过对农产品种植过程的控制及对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任正非从多年的通信从业经验中看到了卡脖子的痛点，黄峥也在拼多多发展中看到了生命科学的研究难题，可以看出，企业家站商业角度能更好地寻找科创突破点。

沈南鹏认为，科学和商业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世界的某些问题。真正伟大的企业，其成功之道绝不仅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解决一个身边的用户痛点为出发点，为用户创造更多美好。

吴朝晖表示，从国内外的实践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目光转移到科技创新事业，尤其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种时代趋势，将加速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联动，推动创新成果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