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走了——记录他一生之地在水稻田

袁隆平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次，他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图/IC
文  |  王小

几次见到袁隆平先生，都是在会议上，来去匆匆。一大波人围着想和他攀谈几句。这是在他200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之后。之前，袁隆平先生的一位博士生告诉我，他总是在水稻田里。

也许是和田地打交道多，尽管在城市的舞台上他激情四溢地表演过小提琴，但面对面和他对坐时，感觉他更喜欢沉默，对主动上来攀谈的人，总是简单几句，没有一般上了岁数的人的慈和，但也不直接拒绝。

几十年和水稻打交道，日晒雨淋，他身体干瘦，面部皮肤也是晒后的深棕。海南的荒野，湖南的水稻田，才是记录袁先生最真实和丰满的一生之地。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先生走了，享年91岁。

一个意外发现，成就“杂交稻之父”

早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就曾指出：两个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杂交后代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这种现象被称为“杂交优势”。那么作为人类食物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人类粮食作物中占绝对比重的水稻能否通过杂交利用这一优势呢?

在经典遗传学看来，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备杂交的条件，自然也就谈不上利用杂交优势。但1960年，彼时尚为年轻农学家的袁隆平，用他的发现改变了人们这一传统看法。

1960年，袁隆平在大田里观察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特殊水稻，与其他水稻生长、发育特征存在明显不同。后经自交分离实验证明，这就是一种天然的“杂交水稻”。这个发现有力地证明水稻是可以杂交的。

后来经过人工杂交试验进一步证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这就是杂交水稻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发现。从此，袁隆平踏上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征程。

作为自花授粉植物，一朵水稻花中包含有雄蕊和雌蕊，如果要使水稻在开花期内杂交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使雄蕊处于不发育或败育状态，这样才有可能使雌蕊在有限时间内接收其他稻株的花粉。由于水稻花器小，人工授粉困难，在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于是，寻找雄性不育系即雄蕊退化但雌蕊正常的母水稻就成了袁隆平及其研究小组的首要攻关目标。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国内首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问题，提出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设想。

找到天然具有雄性不育遗传特征的水稻实验材料以后，用什么与这些实验材料杂交呢?起初，袁隆平与他的研究小组采用了籼稻不育型与籼稻杂交，粳稻不育型与粳稻杂交，籼稻不育型与粳稻杂交，进行了3000多次试验，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海南南红农场技术员马克珊在南红农场发现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株(“野败”)，为杂交水稻不育系培育打开了突破口。1972年全国育成首批野败型不育系及保持系，一年后又筛选出恢复系。

至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三系配套终于成功实现，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掌握了杂交水稻育种技术。

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亩产达到500多公斤，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田地中的英雄梦

超级稻的研究是一项指标很高、难度极大的工程。由于局限于形态改良，日本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中途搁置。彼时，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超级水稻育种研究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袁隆平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从1966年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1973年成功实现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1995年两系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到2000年实现“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一期目标，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重磅成果，让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世界研究中保持领跑。

就在功成名就，可以完美身退时，用圈内人的话来说，袁隆平给自己立了个“军令状”。

在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后，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即计划到2010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900公斤。当时有学者认为，杂交水稻的产量已达到极限。

到实现亩产1000公斤时，大家才不再质疑他夸下的“海口”。2016年，时年86岁的袁隆平在香港颁发2016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持续发展奖时，公开表示，希望在90岁之前达到杂交水稻示范田每公顷出产17吨的目标。

新华网报道，2017年，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即每公顷17.2吨，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然而，杂交技术终有其极限。但袁隆平没有固步自封，除开杂交水稻的研究，他在80岁高龄后，将目光放到了转基因技术，实验将玉米的碳四基因转到水稻上来，因玉米的碳四基因比水稻的碳三基因，高出20%—30%的光合效率。

在十多年前他已经表示对这一技术的极大兴趣，认为转基因今后是一个研究发展方向。

袁隆平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次，他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视线。

（作者为《财经》助理主编；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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