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忙着结盟，世界再次进入“文明的冲突”时代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其实从商人总统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的彭斯、蓬佩奥和班农们就开始发动了“意识形态”大战。只不过与当前的民主党建制左派们相比，他们的极右主义无法引起整个西方联盟的共鸣。而今天不一样，布林肯（犹太人）和沙利文一副专业的左派政治精英的派头和作风，正在联合整个西方阵营对中国施压。这种形势正惊人的按照三十年前亨廷顿预言的方向前行：

文明的冲突，基督—犹太文明圈对阵儒家—东正—伊斯兰文明圈。
中美在安克雷奇相互“开炮”之前，美方各种小动作不断；之后， 中俄发布联合声明，中伊签署二十五年战略协议， 这一切可能是新的文明冲突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西方文明相互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失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失败。未来几十年，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将与儒家（中国）—伊斯兰（伊朗）—东正教（俄罗斯）组成的文明圈联盟发生长期的对抗。世界文明进入了大冲突时代。

回头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感觉到一种神预言的力量。按照亨廷顿的定义，世界存在七大文明（或者还有非洲文明），这七大文明之间有共性但更多的是差异，埋藏着冲突的种子。如果说过去的经济贸易冲突容易通过协议解决，那么文明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很容易上升到极端对抗的局面。主要因为：

• 1，文明的冲突是深层次的、不同文化频道的冲突，到某个边界是无法通过语言和协议等文明工具调和的 。比如笃信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西方文明，不相信集权体制下的民众会有人权和幸福，也不相信集权体制的国家没有侵略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历史经验来看，似乎不同的文明圈之间的和平是暂时的，相互征服才是主旋律。

• 2，对于宗教化了的文明，教义之间一旦产生冲突，往往会爆发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是不计成本的、灭绝式的 。尤其是一些教义比较极端，将殉道作为圣战的宗教，自杀式袭击、人肉炸弹等极端形式成为主要手段，这让主流文明很难防范。相对来说，没有宗教化的儒家文明更包容和开放一些。历史也充分的证明，中华文明几乎可以与其它所有文明兼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同化。

• 3，似乎除了中华文明，其它文明圈都具有内在的扩张性 。拿西方文明来说，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精神内核：传教士文明和海盗文明（一文一武）。犹太教虽然起源于大河文明，但是经历过千年的演化，在与内核为希腊精神的欧洲文明融合过程中，越来越彰显着典型的海洋文明内核。海洋文明则是商业文明的内核。一方面，西方文明希望通过传教士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在全球普及，让上帝的恩泽惠及全人类。另一方面，又有海盗文明野蛮的一面，欧洲在长期的战乱中不断发展热兵器体系，也为海盗文明的武力扩张奠定了基础。我们当然愿意汲取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文明人本主义的精华一面，但也要正视历史上西方文明野蛮的海盗行为，即残暴的武力对外扩张。

所以要正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西方文明，一方面靠传教士传播基督的拯救和爱（上帝之城），现代的表现形式就是俘获全世界知识精英人心的普世价值叙事体系；当然传播体系也是多种多样，好莱坞大片等商业文化产品算是其一。另一方面，海盗的武力暴力行为也从未停止，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代表现代战争武力威严的航母在各大洋游弋，美国大兵在他国的国土上主持正义，“奖善惩恶”…… 传教士+海盗的内在冲突，其实内含着西方文明文化性格分裂的一面 。我们在历史剧中通常看到的是，每艘远征的军舰上都有一到几名手握圣经的传教士。他们一方面杀人放火，一方面又在为和平祈祷。 传教士与海盗之间的文化性格矛盾，也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内在张力 。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社会支配性的主流文明，并通过各种形式向全球输出 。二战后，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圈的驯服，增加了美欧的信心。日本自不必说，作为战败国没有别的选择，可以说是身体和灵魂都被征服。而亚洲四小龙，也完成了西方化政治经济的改造，并走向了持续的繁荣。 不过最让美欧欣慰的则是四小龙里面较大的两个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西方化改革的操盘手都是基督徒 。这意味着，同样是儒家文明圈的中华文明，也存在着被西方文明体系同化的可能性。这是改革开放多年来，美国与中国走在一起主导全球化体系的内在精神驱动力之一。
然而中国大陆毕竟不是亚洲四小龙，前者是大陆农业文明，后者则是海洋商业文明。我们说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的基因（爱琴海—大西洋），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还是工业革命的哲学科学思维，其实都来自希腊爱琴海文明的历史渊源。而后来的几个帝国，无论是早期对外殖民的西班牙、葡萄牙，还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英国美国盎克鲁撒克逊体系，也都是海洋文明的基因。他们的海外殖民本质上都是海洋文明对农耕及游牧文明的征服。而近代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圈内亚洲四小龙的成功驯服，主要原因是他们海洋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加上日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 “岛国” 。
而 中国大陆显然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他们都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的文化基因 。因此 西方文明要想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身上复制驯服亚洲四小龙这样的成功案例，显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地理文化决定论，但我们当然相信这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不过，地理文化决定论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一面是，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和差异来说，它的解释是外生的是源头性质的。
但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就是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经很大程度地“西方化”了，或者充分的借鉴了西方文明 。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其实就是在技术、管理和文化，甚至是个人生活上学习西方的过程。我们可以看看生活工作的四周，还有多少原汁原味的本土中华文明的元素。从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企业），到城市管理，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其实都是直接或可追溯到西方。有一个讽刺荒诞的笑话反应了一位彻底反西方“爱国人士”的处境，就是当他彻底抛弃西方元素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赤身裸体的过原始生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完全向西方文明“屈服”。因为中华文明与亚洲四小龙虽然同属儒家文明圈，但是还存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西方文明的科技和管理成果当然可以被借鉴，但在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上，还需要尊重其他文明自己的选择，以及他们自己本身的演化规律。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大家需要共同重视三点：

• 第一， 文明的方向是一致的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生存到今天，就是具有超级的韧性和兼容能力（或许是因为儒家只是一种文明方式而非宗教），具有向其它文明学习的包容性和自觉性。在拉斯维加斯中美对话中，中方代表也一再重申，“中方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 第二， 在空间上 ，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不一样的是， 中国大陆是一个国土和人口的超级大国 ，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中小国家的认知（不做田野调查只会掉书袋的理论学者们当然没有切身的体会）。一则轶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当初香港总督麦浩理向邓小平抱怨管理香港太难时，邓小平的回应很有趣：要不你来管理中国试试？（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三联出版社）。政治学理论也充分意识到并一再强调“国家规模”的重要性，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或地区，肯定不能与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相比较，其复杂性并不是其他文明所能理解和想象的。

• 第三， 在时间上 ，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 ，虽然几千年王朝更迭、少数民族入侵，但是依然保存着中华文明自己的文化内核。西方文明“器”和“术”层面的东西很容易被吸纳，但是再深层的东西要被同化就需要时间来消化。更为重要的是，被西方列强入侵的近代史对中华文明民族性格的塑造，具有对西方文明具有又爱又憎的复杂感情。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是依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舶来品，儒家显性的文化体系被打碎，被官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所改造、所取代，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国情的文化体系或意识形态。西方文明如果贸然触碰这些，则是触碰到政治最敏感的地带，当然是会受到极大的反抗。这是近现代史形成屈辱史的历史记忆后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本能性条件反射性的防御。

另外， 西方文明在“同化”俄罗斯和伊朗的过程中，出现了波折和回潮 。先是俄罗斯采取华盛顿共识的 “休克疗法”后失败 ，盲目采取“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的西医药方，后果是坠入垄断寡头——不仅是经济寡头，还有政治寡头——控制的陷阱，国力衰微。伊朗的经历更加耐人寻味，也充分说明美国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制度正义，而是国家利益导向——只要是亲美的，统治形式并非那么重要（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和反西方的共和国）。因此当1979年伊斯兰革命将 巴列维王朝 推翻建立共和国后，反而进一步加重了宗教化倾向。
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是一神教的，坚信上帝要拯救全世界，很难容忍其他“神”或者文明的存在（十诫之一是戒拜偶像），而且带有崇高的宗教使命（传教士精神），立志将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因此，很难像儒家文明圈这样容忍“世界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在西方文明的精神底蕴里，必须将体制和文明推进到“历史的终结”恐怕才能安心，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坐视旁观其他族类在奴役下“受苦”。他们很难理解在威权统治下会有人权和自由。而儒家文明圈，因为没有形成严格的宗教，是一种社会伦理和文化，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排斥性和侵略性，对其他文明充满了包容和好奇（比如西方的节日几乎无一例外在中国流行，而相反中国的传统节日西方国家基本不care）。

两种文明的差异基本就体现在：中国一直强调国际交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多极化、特殊性；而美国则认为世界只能存在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文明和一种经济政治模式，如果其他文明形式存在，他们内心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将西方文明在全球单一化的推广，成为这个强大国家天赋的使命。当然，如果结合政治学的分析，将文明扩张的使命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职能结合在一起，则具有更加现实，更世俗化的意义——满足这一届政客团队的利益诉求。用罗马人的话来说就是：
帝国最害怕的是没有了外敌。 因此当拜登的建制派左派上台，沿着文明圈进行强势结盟，并开始继续在全球扩张的时候，其他相对弱小的文明就只能联合在一起。这种形势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亨廷顿惊人的预言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联合了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和被西方文明同化后的亚洲国家，形成了泛西方文明圈联盟。而中国则与俄罗斯、伊朗发布合作协议和联合声明。一个新的按照文明圈进行划分的政治格局重新确立。

亨廷顿认为 文明圈的冲突是非常危险的 。当每个文明圈都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时候，再加上国家这个暴力机器在政治层面的激化，文明的冲突就会以国家间的战争形式爆发出来。但这个结局无法避免吗？当然不是。也如亨廷顿所言， 冲突的避免要靠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 。重新回到阿拉斯加中美对话，中方明确表示“我们的价值观与人类的共同价值观相同。它们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可见在中方看来 东西方文明并不缺乏共同点，缺乏的是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 。文明的走向就是人心的走向，不同的文明之间正在走向趋同，只是一切需要时间和空间。 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飙升至2020年末的7.4万亿美元，增幅高达76.8%。从财政扩张政策看，特朗普去年大约投放了4万亿美元的补贴，近期拜登又投放了1.9万亿美元的补贴，在MMT背景下，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联袂大放水，不仅让美国摆脱了流动性危机，而且还使得美国股市屡创新高。有人质疑，美国这种超发货币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大放水”，以牙还牙呢？  

美国大放水，但并没有大水漫灌  去年美联储扩表规模巨大，但同期 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速却只有9%，而我国央行去年扩表仅为4%，但同期商业银行信贷增速却达到18% 。这说明美国的货币创造主要靠美联储，美国的商业银行却不这么配合美联储。例如，在2008年这轮扩表过程中，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仍是低增长，但现金资产的增速却超过200%；这一轮量宽政策下， 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竟增长了86.4% 。可见，尽管美联储放了很多水，但美国的商业银行把这些货币中的很大一部分存放起来，并没有用于放贷。 扩表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现金资产规模大增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美元指数的走势看，虽然去年出现了明显回落，但今年则基本企稳，尽管美联储“放水”还在延续，但美元并没有出现大幅贬值。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放水还没有到大水漫灌的地步。 当然，放水带来的负面效应还是明显的。例如，美联储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办法，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不仅使得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大幅上升，而且也导致通胀水平的抬升。为了应对此次疫情，特朗普大约了投放了4万亿美元用于纾困，前不久拜登又投放了1.9万亿美元，使得美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大幅提升。美国3月财政赤字达6600亿美元，为历史第三高。 历史经验数据表明， 美国历次大放水，“水”大部分流到资产领域 ，表现为股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这次也不例外，由此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拜登上台之后，他的改革构思还是符合逻辑的，即向富人和企业家征税，如他建议把企业所得税提高至28%，以此来增加2.5万亿的公司税收入，用于基建投资，但这大致需要15年时间才能获得。此外，他还提出对年收入不低于100万美元富人的资本利得税翻倍，至39.6%，用于社会福利。 假设这两项举措都能实施的话，实际上就是把“放水”一部分从富人口袋里转移到穷人口袋里，从而拉动消费和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当然，前提是这一改革举措能够获得通过。 

美联储会很快缩表吗？  市场有观点认为下半年美联储会削减QE规模，甚至明年可能会加息，理由是通胀压力和经济复苏力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经济一旦陷入衰退期后，复苏会越来越慢，在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就业的恢复更慢。尤其在1990年以后，每一次衰退后，就业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如2008年危机后，美国GDP的恢复只用了14个季度，而恢复就业则用了7年时间，到2014年7月才彻底恢复至衰退前的水平，一直到2014年10月耶伦才宣布结束QE。  美国每轮经济周期中失业率走势（%）来源：CEIC, 中泰证券研究所
美国国内通胀预计年内仍相对可控，因为就PPI端而言，受全球疫情不规则复苏的影响，预计作为核心驱动变量的原油等大宗商品预计上涨斜率放缓：年初市场一致预期欧美经济二季度中后期复苏，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三季度开始复苏，全球需求集中复苏将带来一个季度以上巨大的供求缺口，故市场担心二季度商品涨价失控。
但由于疫苗效力与接种效率的显著差异，美国疫情与经济于一季度起已全面超预期复苏，英国当前亦紧随其后，欧盟略低于预期，二季度中后期有望复苏，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则疫情全面失控，经济复苏时间大幅低于预期。
即便疫情全面好转，全球经济显著回升，美联储估计也不会马上采取缩表举措。因为与历史相比，美联储更加关注就业，反而对通胀的容忍度大幅提升。
全球各经济体错峰复苏，意味着需求恢复的斜率放缓但时间更为持久，也给了供给端逐步跟上的时间，此前市场担心的“超级供求缺口”或已不存在。就CPI端而言，美国作为制成品的进口大国，美元指数或是重要变量。美国经济复苏预期下，美元指数整体温和小幅升值，也意味着，CPI端压力相对可控。 而且，在拜登2万亿美元左右大基建计划明年全面落地前，美联储很难实质性缩表：由于年内参议院简单多数的调和程序已经用完以及部分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态度摇摆，预计明年一季度前，拜登基建计划的落地将非常曲折（或分多次逐步落地）。由于拜登基建计划的资金来源，加税只是较小的部分，主要仍需要靠发债筹集。美联储很难在其落地前，同时增加发债并收缩流动性。 此外，3月底美联储拒绝SLR延期及逆回购工具操作，意味着“利空靴子落地”，也有助于抑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及大宗商品涨价速度，长端利率提升有限下的通胀预期有望维稳，货币政策不会过早退出宽松。而市场上单就美债收益率的短期大幅上升而判断通胀时代提前来临，及美联储开始“隐形加息”的说法站不住脚。 3月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背后的原因除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之外，还有是因为商业银行在3月31日SLR到期前担忧美联储拒绝SLR延期的预期下大量抛售十年期国债的交易行为造成的飙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囤积”了很多货币：美国M2增速为25%，而银行商业信贷增速9%， 这表明大量的流动性被“禁锢”在银行系统之内，造成短端利率出现破零风险。  在3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还宣布提高隔夜逆回购协议的单个交易对手限额，从300亿美元升至800亿美元，通过逆回购市场吸收银行间的过剩存款，从而维稳短债利率。同时，美联储吸收了银行间的过剩资金有助于减轻商业银行抛售国债的行为，吸收大宗商品市场流动性，打压投机行为从而放缓大宗商品的上涨斜率。 此举使得4月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增速开始放缓 ，从3月19日的1.74%高点下降至4月22日的1.57%水平。 因此，市场不必过于担忧美国疫情快速受到控制后，经济内生回补带来强复苏带来的实际通胀水平的抬高。3月会议上美联储增加对通胀容忍度，2021年PCE通胀预期中值从去年12月的1.8%升至2.2%。就目前来看，美国核心PCE同比仅1.41%水平，大宗商品价格还只影响在PPI，而对CPI的传导时间需要根据疫情恢复的力度来综合考量。此外，美国大量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主要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市场，在全球经济的不规则复苏中，CPI同比大幅提升的压力相对可控。未来一年内市场不用过于担忧美联储过早采取实质性的加息动作。 

我们不放水的深层原因：“水位”已偏高
中美之间的货币创造模式不一样，美国主要靠美联储创造货币，如在应对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可谓是不遗余力，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从08年8月末的（雷曼倒闭前夜）约0.9万亿美元，急剧膨胀至2015年末的4.5万亿美元。 而相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高达400%的扩张，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同期仅增长了60% （从7.7万亿美元至12.3万亿美元）。 而中国恰好相反，我国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8月末的20万亿元，扩张至2020年末的39万亿，增长不足1倍。 而同期的货币供应量（M2）却从45万亿元大举扩张至2020年末的218.7万亿，增长3.9倍。
主要经济体广义货币余额的历史比较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近年来，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主要来自土地抵押，在土地不断升值的背景下，银行的贷款规模也不断增大。而我国商业银行与西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时机也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商业银行无论在经济增速上行还是下行期间，放贷的增速都很高， 而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的放贷则是顺周期的。  因此，中国在过去20年里，广义货币总量 从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提高到几乎等于欧美之和 ，说明货币的“水位”已经很高的，远超过去20年GDP的累计增速。而且，不仅货币总量惊人，全社会宏观杠杆率的上升速度也很快。 在2008年之前，我国的收入增长和债务增长是相匹配的，杠杆率水平基本稳定135%附近。但2008年之后，随着轮番政策刺激，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从135%飙升至2020年底的270.1%（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其中2019年末为246.5%）。即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谓“未富先债”。 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杠杆率（%）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就容易理解国务院会议提出今年要降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原因，因为我国的政府部门、银行和国企，都具有逆周期投资和放贷的特性。而西方国家只有政府和央行会逆周期操作。这意味着我国加杠杆的内在动力更足。
以基建投资为例， 美国基建占GDP比重很稳定，自200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4%左右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基建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不足10%，到2017年已经提高到超过20%。

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通常要占到基建投资规模的15%左右，那么，基建投资规模越大，政府的杠杆率就越高。近年来，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一大隐患。去年以来，部分 国企信用债爆雷事件频频发生，使得长期以来bu国企债务“借新还旧”的模式难以为继。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来我国基建投资增速低于预期的原因——不少地方政府面临面临财政入不敷出或隐形债务显性化的压力。事实上，在经济减速或人口结构步入老龄化阶段后，社会的宏观杠杆率水平易升难降。美国这轮大放水，实际上也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加杠杆来改善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对我国而言，企业（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名列全球前茅，居民的杠杆率水平也快速上升。如果政府部门要降杠杆，那么，稳增长的压力就会落在了企业和居民部门，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的前提下实现宏观杠杆率的稳定，确实存在两难问题。好在今年的经济反弹使得GDP增速目标的实现基本没有压力，给政府降杠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但是， 2022年及以后，如果政策持续偏紧，则随着经济减速，就业压力可能就会加大。  

中美“关键十年” ——“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1

内容摘要

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十年，是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继续保持相互合作但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中国经济在这十年中的全面升级使得中国在美国眼中成长为挑战其世界霸权的最大力量。同时，这也是中国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展开的伟大斗争，也是针对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事实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也宣告了美国“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当前，美国正在按照“新冷战”的思路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新冷战”就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关键词

新罗马帝国;新的伟大斗争;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键十年”

2020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明确指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承诺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不断加深的对华接触将会刺激其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开放，从而引导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全球事务承担者。四十多年之后，这种战略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控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志……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不断接触并没有像美国期望的那样引导其与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秩序相接轨”。尽管从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舆论中对美国政府对华接触的批判不绝于耳，甚至这种主张也成为美国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中攻击自由派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这次美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至少表明经过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摸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而这份报告和 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恰恰可以看作是美国绘制的应对中国崛起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美国政府应对中国崛起新战略的出台，实际上证实了这几年全世界的观察家甚至普通民众早已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美关系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那么，新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什么图景？美国对华的新战略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中美脱钩”“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文明冲突”等论述早已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概念，美国政府的这份新战略报告强调以“基于原则的现实主义”（the principled realism）对中国发起全面围堵遏制的“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这场“新冷战”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但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在利益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也会为了其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有关领域中展开合作。
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这份文件宣告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那么也意味着同时宣告美国在“后冷战”以来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理想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因此美国谋求针对遏制中国而建构出大西洋体系和印太体系。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美脱钩”不仅包括技术、产业领域的脱钩，而且包括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的破产与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的失败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能征服中国，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在这一点上，美国从进入亚洲以来，历届政府均有清晰的认识。从 1949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失去中国”，到 2018 年美国朝野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遵循的都是同一逻辑。那么，中美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个状态？如何理解在此之前的中美关系？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美国发起的“新冷战”？我们应当如何从全球大格局中定位并建构新的中美关系？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本文简单地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试图提出“关键十年”这样一个概念，即要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接触政策转向“新冷战”的遏制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必须高度重视从 2008—2018 年这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2008 年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往往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2018 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这十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对美国而言，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大调整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则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和政治路线重新定调的十年，也是积极有为开展“伟大斗争”的关键十年。中美两国同时在调整政治路线和国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问题：中国崛起带来怎样的世界秩序？美国期望通过接触乃至“颜色革命”将中国纳入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轨道，从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主—从”结构的盟友关系，而中国则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说，由于两国对未来图景的构想差距过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构思未来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建构。

一

历史的天命：中美两国的命运交错

在某种意义上，从 1963 年“中苏论战”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也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决定中苏关系乃至全球格局的“关键十年”。它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深刻地改变了“冷战”的历史，甚至奠定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 年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而这个时候也正好赶上苏联开启“改革与新思维”的年代。可以说，苏联和中国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结束“冷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苏联的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导致苏联帝国的解体，从而为美国迎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机会。而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完美地展现了其构想中的“后冷战世界新秩序”，即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时代。虽然主流学者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假定，称之为“单极世界”或“一强独大”等。

然而，正如克林顿在竞选中针对老布什的经典名言：“笨蛋，经济才是关键。”（It’s the economy, stupid.）美国要建立起世界帝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服，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就是从军事扩张和控制转向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治理的经济体系中。在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中，中国是最大且最具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在经济上控制中国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扩张战略中的重心。而美国的全球经济扩张战略与“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不期而遇。因为在经历了 1989 年的艰难时刻之后，中国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采取“韬光养晦”战略，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因此，1990 年代的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型企业，每天关注经济数字的飞速增长。

正是在共同转向经济这个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政治上虽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政治摩擦，但在经济领域却始终能够保持着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国的过剩资本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形成了天然互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大环境下，美国外资很容易廉价地收购大量优质的中国国有企业，从而获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这种经济合作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在政治战略上的韬光养晦成就了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中国始终谨慎地站在美国一边，而在经济战略上的改革开放，更符合美国全球经济扩张、建立经济霸权的利益。由此，“克林顿时代”成为美国在“后冷战”以来通过推动“全球化”战略来建构世界帝国的最美好时代，但这其中有相当多功劳应归于中国，归于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经济扩张中的“助推”。

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一步激励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政治野心，共和党小布什上台之后，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下，将中国定位为政治意识形态敌人，成为实现其“历史终结”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在中国南海发生了撞机这种擦枪走火的事件。一时间，中美之间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紧张。然而，“9 •11”事件后，美国不得不调整其战略，展开了长达十年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差不多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提供的巨大动力，也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提供了充沛的经济资源。甚至当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机之际，恰恰是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帮助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顺利地度过危机，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了政治与经济适度分离的两条平行线。虽然中美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合作成功地化解了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国甚至也逐渐学会了利用美国工商界的力量进行政治游说，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缓和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由此，在中国人的舆论中，一度出现了中美在经济上合作互补的“中美夫妻论”，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乃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理论。

然而，从美国战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服务于其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展开规模巨大的伊斯兰战争，不仅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支持。当美国陷入伊斯兰战争，中国却在“韬光养晦”中不断加速经济发展。特别是 2008 年美国经历金融危机而出现经济萎缩，而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中美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到达了一个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不仅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家感受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在公共媒体上还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竟敢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原因是美国把钱用在了战争上。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这种傲慢恰恰表明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中美关系的实质，他们并没有看到当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某个临界点，似乎要挑战美国的“新罗马帝国”时，那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必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很多中国人纳闷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的企业家，甚至在中国发大财的企业家，并不像以前那样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经济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背后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即这些美国的在华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在中国无法获取像过去那样的暴利，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对于一些迷信中美关系“经济压舱石”的人，如果依然相信通过经济上的“纳贡”能够获得世界帝国的政治庇护，那么美国保守派会用类似克林顿的名言来回应：“笨蛋，政治才是关键！”真正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向的乃是经济变化引发的政治利益，即“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那么如何将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在政治上纳入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就成为美国调整对中国政策的关键。

2008 年，中国举办了一场豪华完美的奥运会，让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崛起的面貌。美国战略界开始检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检讨美国在“9 •11”之后的战略失误，认为以美国共和党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过分沉迷于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将全部精力投入伊斯兰战争，而忽略了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这种观点差不多成为推动美国政府战略转型的主流观点。为此，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重心就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应对中国崛起。于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09 年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11 年迅速击毙了本 • 拉登，随后名正言顺地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收缩，就是为了将力量转向应对中国。2011 年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2012 年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美国逐渐将 60%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国甚至策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而就在这一年，台湾发生了“太阳花运动”，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云南和新疆则发生了严重的暴恐袭击事件。显然，美国所发起的这一连串动作，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

然而，美国的这一套战略对中国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相反中国在经济上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效果显著，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政治上，新一代领导人顺利完成交接，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法律改革巩固了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在军事上，不但开始制造航母，更重要的是南海吹填造岛并实现军事战略部署，从而突破了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此同时，新式武器不断装备；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构筑新的政治版图；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无疑对美国的世界帝国图景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奥巴马政府应对中国的全球帝国战略。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迷恋传统的多边主义，从而让美国承受过重的国际义务和负担，以至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陷入矛盾：一方面希望政治上遏制中国，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种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转变为发起贸易战打击中国经济，并试图通过重振美国经济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可以说，从 1993 年到 2009 年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 16 年是中美之间政治上相对缓和而经济上密切合作的黄金时代。从 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到 2018 年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的前后10年，是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继续保持相互合作但在政治上不断摸索重新定位的“关键十年”。正是在这“关键十年”的发展中，美国得出对中国采取接触战略的失败。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自由派的民主党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的失败。为此，美国自由派检讨为什么中国让“美国的期望落空”，甚至从二战期间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开始，反思历届美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左右中国发展前途的能力。（1）而在美国保守派看来，这恰恰证明美国自由派对中国战略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刺激美国保守派通过炒作中国问题而重新夺取政权，而且让美国自由派在中国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主导权。当美国自由派学者联名对特朗普总统发出“中国不是敌人”的政治呼吁时，（2）美国保守派马上联合署名支持特朗普的对华强力立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主张与中国接触的这一派（the China-Engagement School）的支持者不断告诉美国政策制定者，一旦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达到充分程度就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这一切过去根本没有发生，而且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决不会发生”。（3） 因此，我们要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必须理解美国自由派在“关键十年”中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战略。

二

“和平演变”与“中美共治”：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际，美国战略界发起了“误判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与1949 年后美国讨论“失去中国”一样，表明美国对中国政策上的连续性。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就将中国看作其迈向世界帝国的垫脚石。为此，美国在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资，从而希望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这个定位尽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盟友，而实际上则是“主—从”结构的“附庸国”。在美国战略构想中，中国之于美国，犹如印度之于英国一样，是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1949 年美国内部对为什么“失去中国”的检讨，实际上就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扶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最终导致失去了清末以来不断取得的特权。而在 2017 年，美国对为什么“误判中国”的检讨，实际上也是在检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为什么寄希望于中国内部民主自由化而失败，从而失去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机。我们只有理解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贸易战在大国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关于发展道路、政治体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较量。

二战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国较量很难诉诸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就意味着世界帝国的权力更迭很难采用历史上惯常采用的战争和军事征服手段，而必须探索新的方式，这就是“冷战”的方式。“冷战”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没有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世界大战，相反始终通过代理人进行小规模的、范围可控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战争从单纯的军事战场冲突变成了一场更为隐蔽的总体战，即采取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和文化领域的全面较量和不断渗透进行“和平演变”。这两种战略成为“冷战”的常规手法，前者就是围堵遏制，后者就是接触诱导。由此，“冷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争，更是两种帝国战略方式之争。苏联更多采用比较原始的、暴烈的军事胁迫手段，而美国则采用更为现代的、更为柔性的“和平演变”的接触诱导手段，最终追求“不战而胜”。我们只要对比 1949 年之后苏联影响中国的方式与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影响中国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存在巨大差异。

（一）体制改革与“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实际上基于一套简单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必然推动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自由化，最后必然带来多党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实现政治民主化，则所有竞争的政治势力最后必然投靠资本力量。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资本主义多党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控制的一党制。美国可以通过掌握全球资本来控制意识形态、控制各种政治力量，最终建立起以华尔街为首都的世界帝国。当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掌握全球军事暴力为后盾。美国自由派建构者的世界帝国有许多美好的称呼，比如“自由帝国”“金融帝国”“资本主义帝国”“人权帝国”“民主帝国”等等，但这都是对“新罗马帝国”的具体阐释，即不再像罗马帝国那样单纯诉诸暴力，而是采用更为复杂、更为抽象、更为精巧的多种手法。这多种手法相互配合，构成“和平演变”战略。

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刚好落入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因激进的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体。中国在 1980 年代同时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遭遇了“和平演变”。幸运的是中国渡过了这个难关，保持了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苏联解体恰恰作为前车之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对“和平演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为“和平演变”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看，市场化经济发展迅速培养起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商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资本阶层。形成一个跨国的、隐形的买办阶层。这个阶层崇尚西方文化、认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资本、裹挟着政府权力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个阶层深度渗透到媒体、教育等各个领域中，试图掌握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甚至于这个阶层希望通过私有化和民主化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更直接的权力。比较之下，在中国共产党宣布“三个代表”之后，大多数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始终关注自己的“政治待遇”问题，他们要为自己的财产和市场经营寻求政治保障。为此，民营企业家通过各级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稳步地进入政权建制中，甚至一度将民营企业家能否进入中央委员会看作民营企业家政治待遇的风向标。当然，如果将整个民营企业阶层看作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实上整体民营企业阶层希望中国政治保持稳定，尤其是希望稳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带来的民粹主义倾向。然而，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外高度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力量的盘剥，又遇到国有企业的压力，也没有能力参与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国家政策辩论中，若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政治教育，这个阶层也会成为推动“和平演变”的力量。

从政治上看，在中国政府主导推动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官员变得日益腐败。他们要么主动寻租，要么被商人所“围猎”，从而和商业阶层形成利益裙带关系，以至于中国经济发展一度被批评为“裙带资本主义”。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各种山头、团伙和利益集团，资本势力在党和政府中不断渗透，编织并扶持自己的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层权力和国有资产的权贵也开始幻想着通过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顺瓜分国有资产，像苏联的高官一样摇身一变为权贵大亨。由此在各种“圈子文化”中散布出来的“沉船论”，使得不少官员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并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将资产、家属和子女安排在国外，以至于出现了“裸官”这种现象。在后来中央开展严厉反腐败斗争中，有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丧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贪污腐化和“两面人”而受到惩处。

从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文化渗透培养起一个稳定的亲美文化阶层，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人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以一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热忱投入到配合美国“和平演变”的事业中。由此，商业资本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的文化传媒体系在系统地宣扬自由、平等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股文化思潮在系统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全面攻击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时，却在不遗余力地美化、怀念民国时代。一时间“民国粉”成为文化潮流，“小鲜肉”成为年轻人的审美偶像。一句话，整个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在追逐财富的纸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沦。

2008 年尽管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年，但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自由派在理论上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否定之前毛泽东时代的建国后三十年，主张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须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不仅经济改革难以继续下去，而且连经济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难以保住。这种舆论希望利用中国政治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全力推动关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而此时，美国在中亚、中东推动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实践中“颜色革命”已经和国际政治力量、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套高度技术化、可以标准化培训的颠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册。在这种背景下，自由派也开始尝试运用新兴互联网手段来组织公共抗议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出现在公共抗议现场，试试在中国开展“颜色革命”的水温。而此时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革命”和新疆分裂势力的恐怖主义已经在外围对中国政治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市场资本主义及其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高歌猛进，必然引发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老左派”“新左派”和“保守派”在中国强势崛起。可以说，中美在经济领域中深度合作的十几年，既是中国经济生机勃勃开始向美国不断逼近的十几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大分化”的十几年，还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成长的十几年。特别是 2008—2018 年这“关键十年”中，不仅中美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不仅在自由派群体中呼声很高，就是在党内也有不少类似的公开主张，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进行下去；但另一方面，泛左翼政治也在崛起，并与文化保守主义结盟。在这种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终强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然而，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一度甚至处于白热化状态。尤其在 2012 年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交替的不稳定关键时期，美国媒体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国政治权力交接过程中，关于政治斗争的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并试图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来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可以说，这十年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关键十年，也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战略诱导

在这“关键十年”中，虽然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将矛头对准中国，但还没有像后来特朗普政府那样采取直接对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种“和平演变”的战略诱导政策。这个战略的形成固然有美国长期的和平演变思路的影响，但也和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相关。2008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帮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也在逃离金融危机的西方，而希望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资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寄希望于多边主义来约束中国，将中国吸纳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一方面在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新的贸易规则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重建盟国体系，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围堵。如果说这些策略属于外部推动，那么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调整就是在设定中国国内“和平演变”议程的同时，也通过设定中美关系来诱导中国进入美国设定的世界帝国体系。

因此，正是在这种时期，美国政策决策者提出种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最著名的构想就包括伯格斯腾提出中美之间建立非正式特殊关系的“两国集团”（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国应当让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构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但另一方面是作为战略诱导，引导中国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从而形成“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利益格局，以维持中国出口而美国进口、中国储蓄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而美国金融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将中国有效地纳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中，成为控制亚洲的“远东之锚”（布热津斯基语）。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形成一个“太平洋体系”，那也是参照“大西洋体系”。美国赋予中国的地位类似于英国或者日本的地位，成为美国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说，面对中国的崛起，推动中国在国内政治中走“和平演变”的民主化道路与在国际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诱导中美合作，是美国对华政策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必然产生一个高度依附美国的政权，从而有效地实现“中美共治”的战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国就必须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国，就像日本那样处于“附庸国”的地位。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对国内不少人无疑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他们看来，从 1840 年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锁排斥，现在中国既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历史三峡”，甚至能获得世界头号强国如此的礼遇，难道对美国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欢欣鼓舞拥抱吗？这实际上相当于恢复到国民党时期的美国东亚战略盟友的地位。当时中国名义上也是与美国和英国作为平等盟国共同处理远东国际事务，可事实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区都被英国拒绝，至于决定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根本就没有民国政府什么事，中国事务依旧操持在美苏这些大国的手中。然而，在“历史终结”论的背景下，中国自由派无论对中国政治的构想，还是对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终处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态，甚至将曾经的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国际地位视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享受“美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无论是“和平演变”战略，还是“中美共治”战略诱导，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其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所谓“总体上成功”就是不断推动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进行接轨，从而建立起美国与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沟通、协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中美友好关系培养了一个相对熟悉美国、信任美国的精英阶层，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俄关系，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与俄罗斯建立了更为信任和稳定的政治盟友联系，但中俄之间至今缺乏有机的经济联系和文化纽带，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彼此都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对方的精英阶层。而这种经济和文化联系从长远看必然有利于维持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经济和文化力量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为促进中美早日结束冲突、走向合作的积极、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变成为配合美国“新冷战”的破坏力量，甚至有可能堕落为摧毁中国政权、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邪恶力量。

西方对中国认知偏见的十个方面

目  录

1、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是处理少数族群/外来族群的思维方式和手段

2、政党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具有分裂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

3、政党（party）和政府（government）是有所分离的，或应当分离

4、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政党及政府（party & government）是分离且存在对立的

5、个人是自主的、独立的群体，是社会组织及社会伦理里最小也最有意义的单位

6、西方重权利（rights），轻义务（obligation），中国则反过来

7、美国人的看法：认为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国家认同

8、美国人的看法：认为中国非常希望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及政治模式，并把输出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扩大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据此，美国将中国看作是自己在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竞争中的最主要威胁

9、美国人的看法：为了推动自己的利益，必要时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武装干预

10、中国会为了提升自己的相对地位，主动干扰与破坏对方

昨天笔者介绍到，由于对中国非常的不了解，所以美国/西方特别容易从自己的思维、认知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现象。

又由于西方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很多最终又可以追溯到某种种族主义），认为自己更加的文明、开放、先进，自己更能代表普遍性，更能代表未来，所以敢于大胆地评判和论断中国。

类似的情况中国也有。受制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价值观和社会形态，中国人也会通过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西方。

像笔者这样的业余写作者在网络上坚持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国人尽可能的从西方的角度去了解西方，了解两种文化认知差异的原因，减少我们的片面性。

而这个努力只要不断地做下去，就会导致一种加大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中国人越来越能了解西方，且能从西方的角度反向去看待中国，一方面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增加，仍然停留在各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此时，缩小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在中国，即中国能否用西方熟悉的方式去呈现中国（“讲中国故事”）。中国方面讲得越好，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可能就越深。中国如果不作为，不努力讲自己的故事，那信息不对称就会越来越大。

另一个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中国没有针对西方的优越感——包括道德和其他领域的优越感。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挺好的，我现在也挺好的。你不犯我，我也不会犯你。我们相安无事。我对改变和说服你并没有兴趣。我也无意评价你、论断你、对你做出道德评判。我只想过好我自己。你也不要对我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以下我再总结一些西方（尤其是美国及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从自己的角度去片面地理解、论断中国的代表例子。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1、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是处理少数族群/外来族群的思维方式和手段：再重复一下昨天笔者在《理解西方人对“种族灭绝”的近代历史心结》一文里举的“种族灭绝”例子：西方近代史上搞了很多的种族灭绝，且迄今明里暗里一直奉行种族主义。从他们的角度，是很难理解中国的跨越种族的融合性文明的，认为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按照种族/民族界定人群，并会为了维护优势族群的地位，而对少数族群从事“种族灭绝”的行为。

2、政党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具有分裂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都说现代意义的政党最早来自英国。我们看英语词源，party一词，在14世纪出现，语出法语的“partie”，意思是一个分支、一个部分、一边的意思（part/side/section/division/portion）。也有分裂的意思。这个词再追溯就是拉丁文的partire/partiri，是分开、分割、分离的意思。尽管历史上各种各种鼓吹全民性质的政党，有向覆盖更广泛人群的全民党演变的政党（mass party），但从根儿上说，party在西方里代表的是一部分团体的利益。集权年代的独裁政党代表的是独裁个人及团体的利益；而当代西方选举政治里，号称服务全民的政党都只是服务社会上有限比例的人群，获得有限比例的支持。所以西方不可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代表与服务更广大人民利益的说法。他们认为共产党只有可能是一个在广大人群里推动特定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或政治经济利益的政治团体。换言之，就是把西方政党的概念投射到中国对号。

3、政党（party）和政府（government）是有所分离的，或应当分离：这个我之前也应该写过。现在的西方人已经无法理解党和政府一体的这个安排（party-state），在现代西方他们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安排。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是，政党/政客去选举，然后获得选举成功的政党/政客去接管官僚体系（bureaucracy）。官僚体系是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连贯性的，独立于政党和政客，甚至抵制政党和政客。笔者2019-2020年写香港时提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缺乏政治性，极度注重政治中立，就是因为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政府官僚，而非政治家。港英总督才是代表政治的。强迫官僚去做政治家的事，会让他们无所适从。所以，西方看中国政治，往往是把党和政府分离的。他们会强调说中国共产党（CCP）怎么怎么着，而不会采用说中国政府怎么怎么着。当美国人限制/制裁中国政府时，他们会制裁“中国共产党员”，认为这就是一小撮执政党，但中国共产党有9,000万成员，贯穿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大多人并不在政府体系内。这是当代美国人/西方人不容易理解的。反过来中国人一般不会孤立地说党怎么怎么样，政府和党是不分的。相反，会有一些概括性的描述，譬如“当官的”、“政府”、“公权力”、“体制”等等。

4、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政党及政府（party & government）是分离且存在对立的。这里的“公民社会”是广义的，也包括企业/商业等。这个笔者多次写过，读者应该比较熟悉，西方人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的，政党及政府等公权力是服务于公民社会的。特别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对各种公权力——政党、政府——其中尤其是政府——都有着极大的不信任，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参与去监督、约束、影响政府。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张力与冲突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并不是说西方的政党/政府就不服务于公民社会，而是概念上的：公民社会与政党/政府存在且应当存在某种内在的对立。笔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政府-社会关系更像是共生关系（symbiotic），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一种有机关系。

5、个人是自主的、独立的群体，是社会组织及社会伦理里最小也最有意义的单位：排除掉宗教群体后，西方人（特别是英语国家及西欧）的主流价值观是把核心价值落位到个人。个人在道德序列里的地位是最高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个人，而不是个人去服从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是指家庭、宗族、社群、民族、种族等。社会也是由离散的个人组成的。个人要追求的是基本的人权。人权的定义又是狭义的，即一系列的“消极权利”（或被定为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不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其他权利）。家庭、社会、宗教、政府、政治体、民族、国家及其他社会群体都会有冲突。这套价值观之所以很容易打动人，就是因为他关乎个人，直指个人，迎合个人的即时利益与需求，发扬和利用个人的自私天性。

中国这套制度体系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它讲述的是如何寻求个人在更广大的社会乃至自然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承担自己的职责。这就涉及到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与宗族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与民族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与天下的关系，与跨时空人类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一切都是有机联系而非割裂的。为了承担好自己应有的职责，个人还需要放弃和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

人的自私性是与生俱来的，不用去特别灌输，只要利益出现，人们都会乐得追求。但是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就需要一定程度的从小引导和熏陶才可能建成的了。世俗的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片面强调个人权利，追求个人主义，缺乏集体观念，甚至用对立的角度去看待个人与集体，那么就不仅仅无法复制中国的社会关系，而且无法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

而在中国社会的共生、有机关系里，儒家传统文化又扮演着重要角色，要求个人关注社会、国家的利益并做出努力。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这些西方人都很难理解。这套东西古代是适用于士大夫的，给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在现当代，伴随知识普及、“民主化”而推广及“下沉”——很多中国人十分爱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涉关自己国家及民族利益的事情十分关注，会投入情感，都和这些历史文化及我们的从小教育有关。这种文化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他们只能得出一种解释，即认为中国人这么爱国，那只能是人们被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洗脑了。

6、西方重权利（rights），轻义务（obligation），中国则反过来。这一条和上一条有相关性。（另说明，这里我们说的西方和中国都是主线/主流价值观）。当代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主流的政治价值观都落位在个人。个人追求的是各种权利（rights）——譬如西方人爱讲的人权（human rights），认为人的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分割。

从权利的内涵来看，主要侧重消极权利（negative freedom），即我可以怎么怎么着，政府不能对我怎么怎么着。我要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抗议、表达、政治参与、免受监禁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另外，在美国的版本里还夹带了各种历史私货，譬如我有持有枪械的权利。在实践中，这些围绕个人的消极权利，都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麻烦，譬如，我是否还有不戴口罩的权利？我是否有免受不公正检疫隔离政策的权利？我是否有不被封城限制的权利？政府是否有采集我行程隐私的权利？我是否有在遇到各种问题下申述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

从权利与义务的比重来看，基本都是权利，没啥义务。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是好的，不可分割的，义务可以是主动的，但不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义务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权利及利益，被公权力不当应用，因此义务是危险的。如果我们假设个人是甲方，公权力是乙方，两方签了一个甲乙方合同，这个合同上规定的全都是甲方的权利，但很少义务。这就是西方的情况。

中国的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没有系统发展出权利（claim-rights）的概念。可能有咬文嚼字的国学爱好者会反对，举很多例子。譬如说，哎，你看，儒家说了，“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表示老百姓有推翻君主的权利。笔者说，这个原话就是反映一种现象：君主你要小心了，你治理得不好，是会被民众推翻的。这和权利并没有关系。正如水覆舟反映的不是水的“权利”，而是水的力量。诸如此类，例子可以举很多。中国的主线——儒释道——主要讲的都是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都会转化为某种义务和职责，你该做什么什么，而不是权利，你可以对其他人主张什么。你应得到什么。你应该不惜代价获得自己应有的什么什么。你不应当为其他人牺牲什么。

这些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仅无法理解中国，也无法理解许多其他传统亚洲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主观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和西方人都是一样的，都希望主张个人的权利，都应该主张个人的权利。如果你不主张个人的权利，那么无非几种可能。1）你没有开化，没有被启蒙，愚昧。2）你比较笨。缺乏悟性，没救了。3）你从小被洗脑了。花岗岩的脑袋，不可救药了。4）你是装的，你不敢说，其实你很想主张你的权利。

2019-2020年香港运动时，香港的黄丝年轻人就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们对内地人的想法，认为你们不揭竿而起，要么就是被洗脑，要么就是蠢，要么就是不敢说。

所以西方人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网民因“新疆棉”事件自发抵制国外品牌也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共产主义政党长期洗脑宣传灌输民族主义，现在煽动和释放已经被洗脑的、缺乏自主意识、不开化的、愚昧的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让他们愤怒的攻击文明先进的西方，维护一个专制的、剥夺个人权利的政权。”

在2021年的角度看，这个叙事实在太公式化了，太简单了，相当的“低维”，有点弱智了（不过这么写的话，本文有点像“爽文”是不是），但却可以非常有效的成为那些认知水平不高的人的思想利器。

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里，人与社会、国家、天下、自然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也很难马上打动人、让人接受。这种价值观是需要从小教育和社会熏陶才可能形成的。

7、美国人的看法：认为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国家认同。这个笔者多次讲过，就不展开了。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种族国家，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宪法及政治制度）联系到一起。不同的人只要相信这套政治理念，就可以成为美国人。美国是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身份认同的超民族（supra-national）国家。（当然，美国内部也面临针对什么是美国和什么是美国人的左右派讨论）。

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首先，中国虽然有许多少数民族，但大多数人口是汉族，民族同质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其次，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及中国的身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要素，远比美国基于宪法及政治的身份认同要复杂。

美国很难从文明体或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相反，由于中国具有“共产主义”的标签，使得美国容易片面的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看待中国，忽略中国的文明性与文化性，并把共产主义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及美国民主体制的对立面。这些都极大掩盖了中国文明的内涵，并把中国和美国的文明竞争错误地转化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斗。

8、美国人的看法：认为中国非常希望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及政治模式，并把输出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扩大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据此，美国将中国看作是自己在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竞争中的最主要威胁。

我们的印象是，美国就是“人权教师爷”、“民主教师爷”，成天希望向外输出自己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希望把更多国家变得与它一样。

但在实践中，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输出背后是有不同驱动力量的：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通常居于左派）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真心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美国必须作为灯塔，向全球推广自己的制度，拯救全世界于苦海；现实主义者（通常居于右派）则认为，美国推广普及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只是推进美国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实务中，两者往往是参杂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者也需要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政策；现实主义者也会给自己的外交政策贴金。最后，能够让美国左派（理想主义者）和右派（现实主义者）取得交集的还是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始终会把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自己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在冷战里，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段。针对不同的国家，美国可以选择不同的策略。把自身塑造为灯塔、天使、正义、楷模，把苏联塑造为邪恶与黑暗。美国与苏联就是正义与邪恶之战。首先是恐吓其他国家，让他们选择接受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同时给予好处，将他们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的实力都不可能超过美国，只是对美国利益和生态圈的补充。

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也可以放弃推动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

1）践行了美国的价值观，但违反美国的利益。譬如，某个拉美国家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一个反美的领导人，那么美国会尝试打击这个政权——推翻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拉美领导人，扶植支持美国利益的独裁统治者，从而维护美国的利益。这就是美国在拉美各国几十年间做的事情。

2）没有践行美国的价值观，但却拥护美国，站队美国，帮助维护美国的利益，那就可以保留现有的制度。这样的案子太多。除了拉美独裁国家外，还包括今天的卡塔尔、沙特阿拉、科威特。美国对这些限制社会进步的伊斯兰国家什么也不会说，只因为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认为，在冷战时，苏联和美国的标准、策略、套路是一样的。大家本质上都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政治意识形态竞争虽然不是全部手段，但确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手段：它能从更深刻的层面拉拢和绑定自己的盟友。全球的竞争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苏联的行为印证并加强了美国的认识。

到今天，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也非常希望通过输出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并寻求与美国争霸。

但中国人和美国人/西方的看法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国总体是向内看的（inward-looking），中国真正关注的是搞好中国自己。把自己建设成为强国，复兴自己的民族，并不旨在改变他人。中国并没有想输出自己的模式；

——当然，如果别人希望向我们取经，我们也非常愿意给他们提供我们的经验；而如果我们的经验确实能够帮助到其他国家，我们肯定非常愿意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会使得我们非常高兴与自豪；

——如果我们的经验能够改善其他国家对我们印象，加强与我们的友谊，增强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与地位，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不多交朋友呢？

——不过，即便我们做得再好，我们也不会刻意向其他国家输出我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输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与国情，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就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不同国家国情不同，不可能照搬；我们不希望别国强迫我们照搬他们的制度，也不会要求别国照搬我们的制度；

——我们总体是本着交朋友做好事的心态，不会把我们的经验、制度分享作为促进我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唯一目的；

——我们更加不会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去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学习我们的制度，否则就用大棒打压

这些都是美国无法相信，更无法理解的。美国只会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投射到中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考虑和选择一定是美国的镜像：中国会积极输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全球其他国家，同时一切都是利益绑定的。一切的价值观输出都只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是手段而非目的。

此外，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支持计划也会遭到美国的质疑。譬如，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就是为了在这些国家构建“债务陷阱”。美国一方面是为了妖魔化中国，另一方面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逻辑。他们只是把自己的行为投射到了中国。

9、美国人的看法：为了推动自己的利益，必要时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武装干预

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心结、包袱、纠结。中国所有的国防努力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而非为了侵略。中国不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略其他国家，推行政权变更。这些完全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

但这是美国无法理解的。美国是全球布局、全球制霸的，愿意在全球范围内拔除一个反对美国的力量——只要美国可以在可接受的代价内拔除这个力量。美国的国防/军事力量不是防御性的，而是侵略性的。而且，由于美国全球制霸的野心与策略，美国在防御和进攻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系防御性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

美国有冷战的经验。苏联的策略与实践印证了美国的看法：苏联也会全球布局，进行必要的武装干预。

所以，美国会用同样的逻辑去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和美国、苏联是一样的，所有的国防努力都是为了扩张与侵略，背后隐藏的都是军事野心。

——中国之所以还没有进行对外武装干预，只是因为目前实力还不够；

——中国指向南海，而南海只是中国第一步的试水，成功了就会指向其他区域

归根结底，中国的军队现代化行动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

这是国际关系里的经典问题：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一国的防御措施会被另一国视为进攻准备。当两国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这种误会会加大，并可能促成冲突。

10、中国会为了提升自己的相对地位，主动干扰与破坏对方

这里可以套用全球班集体的比喻解释一下：中国同学主要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其他同学如果来借鉴我们的学习方法，我们会分享。我们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就是出于好意，希望大家共同进步。当然我们也希望交朋友。但如果其他同学不关注、不采纳我们的方法，我们也无所谓。我们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学习成绩，先把自己做好。

再看看美国同学。看看Biden上周四关于中国的讲话，他说，他要在自己的任内（under my watch）不会让中国变成最强大的国家。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想给Biden解释，弱化他的提法。但其实Biden讲的非常清楚：作为美国总统，我在我的任内就要想办法阻止中国强大，我绝对不能在我的任内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under my watch”，watch就是“看着”的意思。所以，翻译一下，意味着，美国同学发现中国同学很好，学习方法不错，那么美国同学一方面自己要完善学习方法（“prove that democracy works”），另外一方面还要阻止中国同学考出好的成绩。请问你除了采取干扰和破坏手段以外——譬如骚扰他，影响他复习；譬如不让他顺利进入课堂和考场；譬如举报他作弊——除此之外，你怎么能够阻止中国同学考出好的成绩呢？

这都不是正道。显示的是美国的软弱。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先地位、霸权地位是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反过来，美国也会认为，中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会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据此，美国会派生出各种阴谋论，相信中国会掠夺、遏制或打击美国。前段中美外交官的会晤中，美国外交官指控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这种指责背后的逻辑就是美国认为中国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美国自己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以上就是笔者初步总结的西方看待中国的偏见：西方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及自身强烈的主观性，会把自己的制度、文化、价值、思维、认知代入、投射至中国，扭曲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简单粗暴的代入和投射是不负责任和粗暴的，有可能加剧两国的冲突。

我们作为业余写作者的目的非常谦卑，就是尝试帮助国人用西方的角度看待西方，了解他们对中国人偏见的来源，帮助我们知己知彼，更加从容的准备，找到针对他们的更好应对方式。我相信，持续扩大的中西信息不对称一定会使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万字雄文：中美处在巨变前夜！

导语
驻美大使崔天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应该把回到过去作为我们的目标，因为历史是向前走的，我们要共同去开创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老想要回到过去。

整个世界都处在巨变的前夜。
在疫情的重压下，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渐渐成形。无论当前的病毒是否涉及到阴谋，我们都必须正视其带来的事实——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将加快来临，这种对抗将发生于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其规模和烈度都可能是空前的！
这样的观点看似危言，但却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当下的美国正面临着其美元霸权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并非是直接由疫情造成的，但疫情使危机失去了正常延缓的任何机会，对美国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任由现状持续下去，哪怕美国能战胜疫情，也将很快丢掉赖以为生的金融霸权，他们不可能接受这种现实。
美国当下想要渡过危机，只有两种办法：
1、通过对别国发动金融攻击，通过引爆对手的经济危机从而抄底实现债务削减；
2、通过军事战与经济战配合，在对手的战败中通过更苛刻的金融协议和经济危机的引爆，促成美元债务的彻底消除。
而美国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正是中国。
本文要论证的，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选择的必然性，即：
1、如果美国自身不能对其当前面临的经济陷阱做出反应，那么它将很快失去赖以为生的美元霸权。
2、疫情实质上导致了美国当前只能选择通过金融或是战争的方式化解内部矛盾。
3、无论是对我国发动金融战争，还是通过对我国发动直接战争，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不这样做的后果要更加严重。
这将是这四十年来我国面临的最大变局。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美国的这些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逻辑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下来的文章，将具体论述这些问题。  走向坍塌的霸权——美国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

一切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源于债务危机。对美国当前而言，此话无疑正中要害。
当前，美国确实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问题，但这里我必须先讲清，疫情，并不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内部矛盾，疫情仅仅是矛盾的催化剂而已，自己本身并没有能力成为压垮美国的矛盾，这一点必须明确。
美国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美国正在失去赖以为生的金融霸权。
当前的美国早已是一个依赖着金融霸权生存的国家，所以美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即在于美国金融霸权的维持，即美元-石油环流体系的维持，虽然这是一种庞氏骗局般的模式，但只要这种模式得以持续，美国的霸权就能持续。然而当前美国面对的问题在于，由于自身巨大债务矛盾无法处理，这种模式行将失败，唯有通过将危机向另一个大国转嫁才能实现霸权的延续。
下面尽量言简意赅讲明这个问题。
在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相当于被自己金融集团的内斗搞得元气大伤，哪怕向欧洲和世界转嫁风险后，都仍然累积着巨量的债务。并且在这之后的十年，为了让量化宽松输出的美元也继续进入循环，美国不仅用负债回购创造了一个用泡沫堆积起来的股市，更关键的是积累了天量的政府债务。
据统计，去年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了23万亿美元，光年利息就需要7000亿美元。而私企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由于大量的负债回购，美国企业债接近6.5万亿美元，这是非常惊人的规模。
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些债务都遇到了偿还危机，因为理论上美债是不存在这种危机的。自70年代牙买加体系形成以来，美国国债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无需偿还的信用货币，但其信用必须建立在利息可按期偿还的基础上，这一点如果不能满足，其信用也就随之崩塌了，这将直接导致美元环流停止，这是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的。
然而，当前美国所难以负担的债务，不仅包括23万亿的政府债，还包含了规模庞大的企业债以及民间居高不下的债务率，这其中企业债同样可能恶化成对其统治阶级具有巨大威胁的风险。
这些债务风险的互相叠加，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而这种系统性风险如果不能得到缓解或转化，在如今的美国一旦爆发，其规模和严重性必然超过08年的金融危机，而高负债的美国一旦再发生这样的危机，其苦心经营的美元霸权就难免走向末路。而当下的美国经济其实早已是寄生在了其金融霸权之上，失去金融的力量，对于实行了二十年去工业化政策的美国而言，无疑将会是灭顶之灾，这个强大的世界一极，必将如往日的旧帝国一样走向崩溃，这绝不会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选项。
为了阻止这一切的来临，整个美国的精英阶层，会高度一致地站在一起，并且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必会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他们的本性。
这正是当下危险的根源。

疫情与经济——背水一战的号角

局势，本已岌岌可危，而疫情，则使局势变得彻底不可逆转。
今明两年，本身就是美国国债利息额度超越政府支出能力的关键年，同时也是大量美国企业债集中兑付之年，尤其是作为重中之重的美国国债，正面临着利息将大于政府偿付力度的财政悬崖，这是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局面。
而疫情在美国的爆发，无论其是否含有阴谋的成分，都客观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现实：
1、因为疫情的爆发，美国的社会各领域事实上陷入了大量的普遍的局部停摆状态。
2、为了抗击疫情，美国政府必须用不得不投入大量公共卫生资源，这进一步加剧了其债务问题的严峻性。
3、美国在疫情问题上对欧洲的态度，客观上加剧了欧美国家间的离心程度，对美国这种依赖霸权的国家而言，卫星国的离心无疑有着巨大隐患。
这三个问题若是单独来看似乎并不严峻，但如果互相叠加，再加之美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矛盾，我们便不难看到其形成的可怕后果：
1、当前的美国GDP中70％是对疫情高度敏感的服务业，由于社会经济的客观停滞，今年的美国必然将经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低迷和债务累积累积，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联邦财政的紧缩程度将超过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
2、公共卫生的巨大投入，将使原本困难的联邦财政陷入更进一步的困难当中，财政赤字将继续增加，而且低迷的经济将断绝财政改善的一切可能性。
但是我们别忘了，今明两年是美国财政悬崖危险期，大量的美国国债利息需要集中偿还，大量企业债也需偿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疫情的爆发，使美国彻底失去了通过正常手段解决或缓解债务问题的一切机会，债务问题，已经不可能用财政、税收等一般的手段解决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美国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当正常的方法失效，他们唯一能保全国家利益的做法，只能是将危机向他国转嫁，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历史上的传统。从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无论是周期性的缩表“剪羊毛”，还是引爆别国经济危机从而抄底，支撑美元环流这个庞氏骗局体系运作的，历来都少不了对国外的金融掠夺。
然而这一次的危机不同于以往，其深度和广度都已经超过了美国从前的任何一次危机，故要化解这种等级的危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采取的手段不止要达到回流美元的效果，而关键是要达到冲销债务的效果，只是投资性的美元回流不起作用。而想冲销债务，必须是利得性质的美元回流才是有效的，而这种性质的大规模回流在历史上其实只有一种方式——即大规模金融抄底所形成的资产掠夺所得。

2、当前美国有23万亿美元国债，企业债至少6.5亿万美元存在风险，要化解这种体量的风险，其被转嫁国必须有相应的体量去承接这种大规模的转嫁和洗劫，并且这里可能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甚至可能是多个国家，但最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国家，正是中国。
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我们要尤其警惕美国的异常的动向，因为美国这样的由殖民扩张而诞生的帝国，绝不可能在如此关头选择默默走向灭亡，反而在这种时候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局，这才是他们会做出的选择，他们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以他们具体会怎么做？

金融攻击——不惜代价的掠夺性自救

其实，舆论场上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巨大风险。
但在这里我需要论证的不是金融战争的机理，而是疫情下美国发动金融战争的动机，对于当前的美国而言，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是国家一切决策的根本目标，而维护霸权的方法，只有在不破坏美元信用的前提下，化解美国从国家到企业的巨大债务问题，使美元环流可以重新健康延续，这也才是霸权的延续。
那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前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是大规模的金融掠夺。
当然，近来看着美股，再来我这个观点就难免会让人产生困惑。所以有人会问，“如此大规模的金融战争难道美国说发动就发动？为什么身陷疫情泥潭的美国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呢？他们有条件这么做吗？他们为这种金融攻势做了相应的准备吗？为什么当前美国股市经历了如此的暴跌，美国还会想着来发动金融攻击呢？”
其实，针对着这场金融战，美国的准备早已深深做好了各领域的准备，种种相关的也迹象早已出现，只是我们未必发现了这些迹象，当下我国的金融领域可以说处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中，美元资本一旦开始金融攻击，必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具体原因可分为如下部分： 1、我国存在着同美国相似的债务风险我国当前大部分行业都运行在高杠杆高负债的基础上，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的债务风险在陡然上升。
今年原本是处理我国各领域债务集中兑付的关键年，无论是各地的隐性城投债还是大量的地产及私企不良贷款都到了兑付的临界点。
然而这个时候疫情来了，社会各领域立即陷入了停摆，并且至今也没完全好转。为了抗击疫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巨量的资金，这似乎如官方所言并没有严重影响经济的基本面。
但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地方都早已是负债累累，地方财政的运行高度依赖着转移支付，尤其是各地隐性的城投债，更是多到积重难返。
各地方在疫情爆发前，基本都是在用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来维持住经济的基本面，然而在疫情爆发后，房地产市场立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萎缩，同时今年的中央财政不仅因为疫情开销巨大，并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停摆，财政收入的下跌必然严重，这就造成了今年的转移支付额度也必然随之下降。但地方债的压力，并不会随之下降。
用最少的转移支付去应对最艰难的债务状况，会有什么后果？
这就是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客观地来说，我国经济面临的债务风险，要高于当前的美国。
对于想发动一场金融攻击的美国而言，这是绝佳的战场。
2、我国客观存在着金融战所需的阶级基础其实，对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言，通过单纯的金融战争将想将其洗劫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政府层面只要及时进行介入，并不惜将国家推入紧急状态而强力应对，再是巧妙的金融战争也必将面临失败。
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回顾历史上的历次金融战争时，我们就不难理解，金融战争的的本质实际上都是阶级运动，对一国的金融战争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找到这个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只要将代理人的利益与金融攻击的利益绑定一致，再是强大的国家都有可能被这种攻击所摧毁。
历史上的苏联/俄罗斯经历的金融洗劫，就是这个原理。
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面临的危险可以说并不比前苏联要低。这个问题我也不方便展开说，但我们只需观察近年来的种种反常现象，便可管窥事态的严峻性。
从中美贸易战打响以来，我国经济安全的防火墙实质上是在加强，还是在被一步步拆除？可有人能想起毛主席当年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论断？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并不能例外。
金融战争对我国的威胁之所以巨大，根本上是因为金融战争同我国内部势力巨大的自由派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我国被金融洗劫哪怕将使国家崩溃，却照样能让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成倍放大。
金融攻击，金融不过是手段，其核心的原理实际上是挑唆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阶级出卖国家的主权，而借由金融手段和政治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战争，本质上是以金融为手段而进行颜色革命，只要这个国家的主权和主导政策，同国内既得利益阶级的当权派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金融战争也就具备了完美的土壤。
所以从十八大的反腐风暴至今，有人会觉得我国不具备这样的土壤吗？
一切其实尽在不言中。
所以对于身处危机的美国而言，如果一场这样低成本的战争就能化解自身攸关生死的危机，何乐而不为呢？ 3、美国资本做好了发动金融战的准备其实讲到这里还是会有人困惑，当前的美国经济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问题，美股遭遇百年罕见的接连熔断，配合以美国当前爆发的疫情，确实给人一种美国行将崩溃的错觉。
然而，真正了解美国经济的人，反而这时会高度警惕起来，因为这看似一片哀嚎的熔断，恰恰是美国金融资本一手策划的举措，是故意的战术性欺骗，而其欺骗的目的则只有一个——在悄无声息中做好发动金融战争的准备。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得从美股这十年来的增长机理说起。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除金融和传统高端领域的产业外，绝大部分产业实际上一蹶不振，根本不可能撑起我们看到的十年连涨。然而在金融危机后，QE流出的美元必须找到办法回流美国，否则在那个时候美元环流就有崩溃的危险。
而回流的方法，除了最传统的国债，主要就是美股。所以美国选择用杠杆举债的方式，通过回购股票将市场整体保持高位，吸引巩固全世界的投资向美流动，这种方式自然带来了巨量的企业债务。
所以当用这种方式吹了十年泡沫的美股出现熔断，其根本不意味着其经济受到了多大的打击，反而传递出的是另一个信息——股市上巨量的资本正在腾出手来，主动转化为流动的游资。
本次美股暴跌，本身的第一因素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是因为国际油价的骤降。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主导油价下跌的沙特，本身就是石油-美元体系中最关键的角色，其不仅受到美国的深度控制，而且利益同美国利益从来都是深度绑定，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因为一己私利而主动去拆美元的台？
所以，这种剧烈的市场动荡只有一种可能——动荡本身只是美国上层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将大量资本从股市中暂时撤出，一方面缓解债务压力，一方面为下一波特殊的金融操作积累足够的资本规模，是通过挤泡沫而腾出资金，使大量的资金获得完全的流动性。这绝不是一种衰败的表现，恰恰相反，这种现象直接说明了当前的美元资本主动变得兵强马壮而且粮弹充足，已经具备了金融攻击的基础，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并且其高速的撤资行为，同时也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外国投资的作用。猝不及防的接连熔断，使得大量外国投资直接被高位套牢，由于跌幅巨大，这些外资若是离开美国，相当于就要立即承受暴跌带来的代价，他们只有继续在美股等待，才有可能达到哪怕回本的目标。这对于美国而言，无疑是将这些资金巧妙困在了美国，而大量出来的游资，则可以心无旁骛地开始他们的行动和扩张。
从当我们能获取的信息来看，从股市中撤出的资金相当一部分都转移到了美国债市中，另外更多的部分除了进入了我国的债市以外，并未向外界透露去向。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钱是不会蒸发的，它只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然而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现在的美资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优势，哪怕突然对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金融攻击，也不会因为撤离本土市场而对美股产生大的影响。
只是为了把钱腾出来，那么他们会在计划着些什么？
 

热战的危险——准备多年的第二方案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与美国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前危急的局势下，我们必须更加警惕同美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疫情的影响下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
其原因在于，当前美国面临着攸关生死的债务危机，这种危机通过疫情放大完全可能导致美国丢掉赖以为生的霸权。而通过金融战转嫁国内矛盾虽然成本低诱惑大，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有着很大不确定性，美国不能将自己的国运完全赌在上面。一旦计划失败，美国必须寻找到可靠的替代方案，并且这种方案必须是经过精心准备且有极强现实性的方案。
这种替代方案，就是介入台海问题发动对华战争！
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提到这种危险的人了。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战争风险，比以往我国经历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原因在于当前美国面临的矛盾是致命的，如不能对我国进行转嫁，他们同样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介入台海已经不再只是他们的一种图谋，相反这是中美两国国运的碰撞，可能性的背后，是两国相互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两个大国同时面对着这样的矛盾，历史上都很难看到和平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我们将会见证什么呢？ 1、单一金融战对美国而言风险过大一个大国是不能轻易把国运孤注一掷的。
当前美国面临的矛盾只有转嫁一种化解的办法，但转嫁的路线却不宜只有单一的一条，因为如果这种转嫁出现了闪失，没有后备方案就将导致美国彻底的失败。
而在当前的我国，虽然政治上自由派仍然强势，但热爱国家的力量毕竟占据了大势，在这样的形势中，发动金融战争就必须要考虑到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我国顺利渡过了难关。
在金融战争中，一旦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及时的包括转入战时经济等一系列手段去应对，那么金融战争同样是可以面对的，及时且决绝的处理虽然要付出的代价巨大，但却完全可以遏制住凌厉的金融攻势。
但这对于美国而言就是致命的事情了，国内矛盾如果无法转嫁，整个美元霸权都可能土崩瓦解。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美国不可能选择在豪赌之后坐以待毙。
但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对我国发动一场其赢面很大的常规战争，战胜我国后再对我国进行经济瓦解，那么哪怕是金融战没能取得成功，美国一样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这就使得我们能给出以下结论：
对华开战只要能够胜利，就完全符合美国国家的整体利益。
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依然将首先服务于其首要面对的债务矛盾，因此哪怕其取得胜利，开战的掠夺也依然是金融掠夺。
而且对于美国而言，我国快速增长的国防力量一直都被其视为重大威胁。当前中美的力量对比当中，美国尚且能对我军形成较大优势，而一旦再任由我军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美军的优势只会越来越少，情况也只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当前这个时期对于美军而言，恰恰是开战的黄金期，面对这种情况美国会作何处理？
危险往往就是这样悄然降临的。  2、以海空战为主的常规战争符合美国利益这个问题本文没有办法细讲，因为过度复杂。但大意很简单，这里我开门见山：
当前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进行一次高烈度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美军巨大的体系优势和先天的地缘优势使其一线部队在冲突中能取得全面的优势，故取胜的可能远大于我军。如果美军能控制住战争的规模，并能利用战争的胜利迫使我国进行不平等的金融开放，就将可以继续完成国内矛盾转嫁的任务。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本文要细讲这个问题很困难，但这里可以点出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1）美军在介入台海的作战中享有先天性的主动权和地缘优势，由于它是主动介入进攻，我国是被动反介入，一开始战争的节奏就不会是由我国主导，而一旦其凌厉的进攻超出了我军的承受能力，就必然导致重大损失。
（2）尽管我军当前发展迅速，但至今在体系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同美军存在严重代差，而在现代海空作战中这种代差将会使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形成致命的优势，这种巨大的优势，正是美军在台海挑动战争的底气所在。
（3）由于我军的核力量只相当于美军的1/8不到，战时局面一旦出现失控，我军很难对美军进行对等的核威慑。这也就是说，海上的局势一旦失控，只要美军不对我国本土进行登陆，我军很难进行遏制，也很难通过核武器进行慑止。
以上几个致命性的问题，构成了美军利用台海问题对我国开战的底气。而对美军而言，由于战争的目的仍然是服务于国内矛盾的转嫁，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控制战争的规模和底线，换言之，全面的战争并不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但将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场能对我国伤筋动骨的海战和空战，能对我国的武装力量在短时间内进行极重的打击，但不涉及对我国的领土和核门槛进行挑战，则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这种介入作战唯一可能的切入点，正是台湾问题。
台海冲突的样本，如同为这种作战量身定做，其冲突的想定和最后可能达成的效果，都与美方的要求高度契合。战时通过介入台海作战，对我军的海军舰艇部队、前线空军部队以及登岛的陆军部队予以重创，然后将战争方式限定于空中战役和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以此对我国形成逼和的态势，这完美达到了美军所有的战略要求。
而讲到这里，很多人会质疑事情都严重性，会认为我国巨大的战争潜力，同美国对抗哪怕出师不利也同样能反败为胜。然而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对现代海战空战缺乏认识的体现。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海空战都是一种完全不可能拼消耗的战争样式，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战斗力形成缓慢，但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巨大消耗。因为其装备的制造和人员战斗力形成过程太过复杂，因此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损耗，几乎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补充，这段时间内地兵力空窗，就足矣成为导致战败的缺口。
这就是当前台海风险的根本成因，由于通常方法的对抗中我军在各领域都难以取得真正的优势，所以当前当前爆发战争反而符合美国的利益。除非我国我军能通过军事理论和部署上的调整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否则这种战争风险将在今明两年愈演愈烈，有巨大的可能直接升级成大规模的热战。
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3、美军事实上已做足了介入台海的功课对于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军并不会是临阵磨枪而仓促应战，正相反，他们已然为台海战局准备了近十年时间。
自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美军就一直在为西太平洋乃至台海作战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这种准备的强度大家可能没有概念，但单就拿新针对亚太地区的美军战役法和战术而言，美军近年来的发展完全赶上了了冷战时代。
作战理论层面，“空海一体战”、“分布式杀伤”、“网络中心战”、“作战云”、“新饱和打击”、“快速猛禽/闪电Ⅱ”等一系列完全针对亚太地区的新战法，密集地出现在这短短的不到十年里，并且每一种战法都经历了大量的针对性的训练和演练，这种新战法出现和迭代的速度，几乎超过了美军在冷战时期的水平。
而在装备建设层面，近400架的F35，2000多枚JASSM巡航导弹，CEC系统的逐步普及，TTNT系统的逐步建成，TMD/BMD系统的不断部署，“星链”计划的逐步完成，小当量核武器的装备，等等这些针对性极强的装备建设，已经说明了美军的用意。毕竟这些装备在反恐治安战中其实毫无用处，它们是为大国间的大规模冲突量身定制的武器系统。
至于其近来危险的表现，哪怕从今年疫情期间美海军通过台湾海峡和南海海域的频率，我们也能看到其备战训练的密集程度。其实一段时间以来美军的备战训练强度都远大于从前，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不仅导致人员状态紧绷，甚至都导致了一一些装备的快速劳损，这方面的问题很多都有相关报导，尤其是一些舰艇甚至出现了出动率过高而导致舰体缺乏维护生锈的情况。
这些种种的情况，足证美军当前备战之紧，他们早就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而且一直在准备着。
当然，疫情的爆发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军的备战训练，但我们也切不可就对其掉以轻心，更不能对一些报导偏听偏信。例如两艘航母上的感染病例，我们首先要有戒心的不是病例的来源，而是报道本身的来源——地方媒体是怎么会报导出这种涉密的新闻的？除非是军方想向外界透露这个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是确有其事还是某种障眼法？
我们还需观察。

结语——终将来临的碰撞

暴风雨就要来了。
当前中美两国的矛盾，足矣孕育一场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在金融经济领域，也可能蔓延到军事领域，但其根本的机理，在于美国掠夺性的霸权经济模式同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疫情，充当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无论其同一些阴谋是否相关，疫情都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当前形势的危险，在这样的不可抗力的作用下，美国为化解其矛盾，保住其霸权，只有对外转嫁这一条道路。
无论是金融战争还是军事进攻，其本质实际上是为美国的金融霸权续命，是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大事，为了霸权，美国的统治阶级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将对抗全面升级。
这是两国国运的对撞。
面对着这样巨大的挑战，留给我国的出路只有一条：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这是唯一的办法。
疫情，如同新时代的序曲，预示着和平时代的结束，宣告着动荡时代的来临。我国应当用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这样的时代？30年的和平之后，我们是否还在幻想？
抛弃幻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