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美国就业：劳动抑制与“组织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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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美国新增就业仅26.6万，远落后于3月的91.6万和预期中的100万，重要原因包括：就业岗位的消失；技能的不匹配；政府救济金高于工资导致就业意愿下降。多个解释，但却描述的是同一个群体——低技能劳动者。相比2020年1月，美国2021年3月高薪（年收入大于60k）就业岗位同比 增长1.6% ，中等收入（27k-60k）就业同比下降2.7%，低收入（小于27k）就业 下降28% 。
图1：不对称的就业复苏（美国）

data: opportunity insight 在资本或技术要素面前，劳动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21世纪劳动与资本的契约关系，需要被重构，也正在被重构。 与日本相似，美国也有着悠久的“终身雇佣制”传统，但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经济”的崛起，传统的劳动契约关系开始瓦解。 在传统的经济组织中，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白领是被终身雇佣的，蓝领工人则通过工会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即使是临时工，也能通过工会集体谈判机制获得由公司提供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和全套医疗福利。这被称为“组织人”。员工很注重就业的稳定性，对跳槽很忌讳。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取决于内部的薪酬结构，CEO与一般雇员的收入倍数基本在30以内。 新经济组织于60、7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因互联网浪潮而加速扩散。英特尔、甲骨文、微软等公司建立初期采用的就是新组织模式，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一般没有工会，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 第二，约定提存（DC pens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划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由于约定提存养老金是可转移的，设计上也更具弹性，更能匹配年轻员工的需求，但是，它无法提供约定给付养老金的安全性，养老金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和资本市场的表现。 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新经济部门多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常见形式是外包。它大致兴起于70年代，先是在美国国内，而后扩展到全球，主要原因是全球竞争。 70、8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汽车、消费电子、机床、钢铁和半导体等领域越来越受到日韩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研究者和企业家开始反思终身雇佣制。以IBM为例，战后较长时间内，“零解雇”被IBM的管理层认为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一般员工，都提供全套福利。80、90年代，IBM也开始转型和改革。通过将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分别外包给英特尔和微软，IBM切入微电脑行业。为提高竞争力，“组织人”契约关系也开始瓦解。 宏观层面，企业组织和劳动契约的转变与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从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是进步主义，就业和分配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但是，70年代的“滞胀”促使美国政策调控思路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转变为拉弗式的供给侧政策，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是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的重心就从单纯的就业管理转向兼顾生产率、通胀、联邦预算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40多年间，美国劳动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工会参与率持续下降；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高点位于上世纪末）；整体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工资差距，以及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拉大；兼职和弹性工作制普及，工作稳定性和就业保障下降。这集中体现为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该趋势能否得到扭转，是检验拜登新政成效的关键，也是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可持续的方案，不仅要通过财政调节二次分配，更需要重构劳资关系，调节一次分配。这些都是拜登新政的核心内容。 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网的重构来实现。一次分配方面，提高最低工资（minimum wage，MW）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民主党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由于共和党的阻挠至今未能通过参议院审议。 MW于1938年在罗斯福任期内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而后适时调整。从实际MW水平看，1968年是历史高位。21世纪以来，MW仅调整过一次，于2007年7月开始实施，名义MW从2006年的5.15美元分三步提升至2009年的7.25美元。至今，实际MW已经缩水20%，相比1968年的峰值更是缩水了近40%。 一个常见的反对理由是，提高MW会增加失业，加速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但实证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提高MW对就业既有毁灭效应，也有创造效应。基于对1979-2016年间州一级的138次最低工资变动的研究，Cengiz等（2019）发现，最低工资法实施后的五年里，低于MW的工作岗位数会显著减少。但与此同时，在MW或略高于MW的工资水平上，就业明显增加。从累积分布上看，就业整体上并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 理论上，当工资显著低于劳动的边际报酬时，自愿失业会增加。反之，提高工资会增加就业意愿（图2）。但能否最终提升就业人数，还要看企业的需求。在当前职位空缺数量明显上升而申请数不足的结构特征下，提升工资和逐步退出救济政策，都有助于提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数，从而提升有效需求。 图2：工资、失业与劳动参与率关系的一个理论解释

来源：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绘制 当然，提高工资并非没有约束，它会显著提升通货膨胀率，当前宏观环境并不适宜。即使没有最低工资立法，低工资岗位工人就业意愿的下降也使得美国4月份低端岗位工资的涨幅创下了1964年以来的记录。虽然美国整体就业率已经恢复至接近6%的水平，但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仍然受到就业结构不平衡的掣肘而难以退出。通胀率大概率还将上行，货币政策面临艰难地平衡。 救济政策终将退出，财政赤字货币化总有边界，低工资劳动者必须重归劳动市场。美国4月新增就业数据虽是疫情期间的现象，但反映的却是长期以来的劳动抑制。拜登政府既需要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创造就业岗位，还需要以此为杠杆重塑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在一次分配和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问题只有在分配中才能得到解决。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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