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 | 财富书单第3期：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起落

最后修改: 2021-05-02 12: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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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界面新闻【界面时评】栏目

1. 《人口与日本经济》

作者：[日] 吉川洋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推荐语： 4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FT）援引相关消息称，2020年中国总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下降，跌破14亿。不少人感慨，“人达峰”优先实现了。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息称，2020年人口继续增长。统计工作本就面临诸多难点，纠结于数据的可靠性意义并不大。在人口增量方面，笔者认为2020年有一定的特殊性，2019年不会真正成为中国人口总量的峰值。但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已经在2013年出现。该趋势中长期内都难以逆转，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和转型的大背景。
在考虑中国的人口挑战时，日本常被作为参照系。本次推荐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吉川洋的《人口与日本经济》。吉川洋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他自身也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仅11万字的篇幅，不到一日便能读完。虽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其对日本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分析，仍然很有启发。
略作延伸，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经验有两大特殊性，第一，1990年，日本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恰逢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人口红利拐点并不会立即刺破泡沫，其影响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体现的；第二，日本人口红利的拐点早于全球拐点15年，其国内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可由其他国家弥补，具体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挑战更为严峻，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口红利与全球人口红利的拐点几乎同时出现，全球整体上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难题。当然，资本和技术仍然可以替代劳动，但资本有机构成是有最有边界的。并且，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劳动，但不能代替人消费（衣食住行……）。
第二，经验上，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拐点。两个拐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坡度，即斜率。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人口抚养比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代初，两者相隔30年。韩国分别在1970年代初和2010年前后，相隔40多年。而中国的两个拐点大约出现在2005年和2010年，相隔仅5年，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迅速。
第三，1990年，日本早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按美元不变价计算，1962年，日本人均GDP就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0%。1990年，增加值3.8万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并保持到了1997年。即使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GDP和人均GDP的下降幅度也是有限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未明显下降。反观中国，2010年，中国人均GDP仅4,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2020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5。
第四，劳动力数量短缺需要靠质量提升来弥补，这主要依赖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日都属东亚经济体，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若将两国都概括为“东亚模式”，将会掩盖有价值的信息。在开放进程中，中日对待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更保守，中国更积极。日本更强调对技术专利的授权，而中国更强调技术的外溢效应。简而言之，日本是在全世界开工厂，而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创新实力的差距（尤其是基础创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距。虽然已经失去了近三十年，但在中国生产的上游，日本仍具技术领先优势，集中体现在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和金属等行业。技术和产业链层面上，中国双循环绕得开美国，也绕得开日本，但很难同时绕开美国和日本（以及德国）。
所以，在进行中日比较时，需要留意这些差异。但日本经验仍是最好的参照，因为日本是最早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的国家，时间点是2007年。而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7%）和“老龄社会”（占比超过14%）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和1994年。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6%，2020年数据尚未公布，有可能成为“老龄社会”转折之年。

2. 《坚定不移:稳健的货币与好的政府》

作者：[美] 保罗·沃尔克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语： 保罗·沃尔克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和纽约储备银行行长，并连任两届美联储主席。其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诸多伟绩。1971年，作为尼克松政府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沃尔克主导了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1979—1987年，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驯服了“通胀野马”，稳定了美国经济。在此期间，沃尔克作为主要的亲历者，参与了“广场协定”的谈判，救助克莱斯勒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等美国大型机构，并处理了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
《坚定不移》一书是病中的保罗·沃尔克于2018年10月出版的著作。在该书中，保罗·沃尔克为读者总结了其通过长期职业生涯提炼出的一些关键教训，即他本人所谓的“三个真理”。第一，价格稳定。第二，一个强大的、政治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并且在监督金融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三，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致力于有效的政府管理，尽可能不受腐败和党派政治的影响。
保罗·沃尔克通过行动实践了他心中的这“三个真理”。其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1979—1980年扭转了美国的货币政策，放弃关注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制服了”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令美国部分利率突破20%的通货膨胀，美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由1979年的11.3%降至1982年的6.2%，1983年更是降至3.2%。这不仅为沃尔克赢得了极大的政策声誉，以及延续至今的偶像地位，更为发达经济体进入长达约20年的“大缓和”时代奠定了良好的货币开端。
另外沃尔克一贯强硬地捍卫美联储的独立性。在他看来，对货币的信任，是良好的政府和经济增长的根本。维持货币稳定的预期和信心，是货币政策的一项基本责任，但前提是确保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当新就职的里根总统希望前往美联储与沃尔克会面时，沃尔克居然拒绝了。因为，除了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新大楼落成典礼上到访外，还没有总统来过美联储，沃尔克担心里根总统到访美联储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联储的独立性。
沃尔克在《坚定不移》一书中对其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论述了他是如何理解维持央行独立和物价稳定的重要性。沃尔克一直倡导“限制货币供给数量”，其货币政策实践的巅峰，同时也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巅峰。在全球货币宽松的今天，沃尔克的“实用货币主义”立场仍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3. 《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

作者: [瑞士] 理查德·鲍德温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推荐语： 2021年4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满100天，这100天里美国疫情缓解，疫苗加速，经济复苏，一切似乎在恢复正常。但美国人似乎有意无视了一个群体：当初投给特朗普的7400万人，他们怎么样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典型形象是：白人、蓝领工人、全球化中的受损者。这一庞大群体不会凭空消失，只要全球化中的问题还存在，美国就会诞生下一个特朗普。
怎样理解全球化？为什么全球化会导致发达国家部分群体受损？鲍德温在《大合流》中提出了一整套框架来理解全球化机制。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生产与消费的解绑过程，造成捆绑的主要有三大成本：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这三种成本构成了全球化的三个约束，这就是鲍德温所说的“三级约束”（Three Cascading Constraints）。
1820年之前，三种成本都极高，商品只能短距离运输，人类的生产地点被强制与消费地点捆绑在一起。1820年之后，蒸汽机的发明使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分离解绑，促成了全球化的首次加速，但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的成本却没有下降，所以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创新由于思想交流的高成本也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也就是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式的旧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持续至今的经济格局。
1990年前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思想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全球化的第二个约束——思想交流成本得到降低，全球化得到了第二次飞跃发展。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即使是复杂生产过程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得到协调，因此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离岸至发展中国家，激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与收入增加，其结果就是“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式的新型全球化。
“大合流”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占全球收入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被逆转，目前，发达国家占全球收入比重已跌回1914年的水平，而且仍有加速趋势，这催生出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思想。全球化的受益群体虽然较广，但群体中每个人收益较小；全球化的受损群体虽较少，但群体中的每个人受损却很大，所以反全球化的力量更容易组织起来。这些影响已经在重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新全球化将会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

4. 《美国增长的起落》

作者：[美]罗伯特·戈登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语： 过去三次工业革命对世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1970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低于1920-1970年，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本书从普通人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等方面，立体式展现了150年来技术革命带来的生活巨变，并探讨了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
戈登认为，一些发明比另一些发明更重要，比较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大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力、城市卫生、化学与制药、内燃机和现代通讯这“五大发明”推动了美国经济1870到1970这100年间的发展，这时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发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例如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飞机等，戈登称这些发明为“伟大发明”。戈登认为，很多发明创造是一次性的，比如集中在1870年到1940年间的现代住宅建设，只能发生一次。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1970年就已经基本定型。
1970年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加聚焦于通信、信息处理、娱乐等方面的发明和应用，对于人类关心的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问题，1970年之后的进步已经放缓。这可以从经济增长数据上反映出来，1970年以后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性下降。1920-1970年平均每年增长1.89%，1970-1994年为0.57%，1994-2004年上升为1.03%，2004-2014年下降为0.40%。
关于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戈登认为不平等加剧、教育停滞、人口老龄化、大学生债务和联邦政府债务不断增加，都将进一步阻碍生产率增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走过了美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城镇化进程及其塑造的现代生活方式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当前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本书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探讨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5. 《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

作者：洪灏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语： 本书以《预测》为名，但展示给读者的其实是一套完整严密的经济分析框架和思维逻辑，当我们了解一定阶段内的宏观经济部门的运行机制后，通过对于经济变量和政策信号的连续观察结果，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断变化的市场似乎也是有迹可循。
作者洪灏被彭博誉为“中国最精准的策略师”，但亦如作者所言，投资的本身其实是也是一个胜率与赔率的均衡，在“精准”的形容词背后，其实是对市场分析的长期积累和持续思考。
作者首先跳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理性预期和萨伊定律的前提，从真实经济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出发去看待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认为现在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经济体，实质上已经长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环境。尽管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更核心可能在于，历次危机中央行试图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拯救市场、稳定预期的措施。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中，资金成本的降低并不能提升生产效率，但投资和储蓄之间的逻辑关系却被扭曲，继而引发一系列收入分配不均、社会结构分化、投资预期降低等多个现象。
之后，书中将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原理运用于真实市场的判断中，并在不同风险情况下给出了一定资产配置经验。在第二章类似经济市场史的讲述后，书中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可以说是值得反复阅读的内容，作者详尽地给出了对经济走势进行判断分析的指标设计，并对不同经济周期类型的分析给出深刻的研究分析。例如在传统周期之外的投资周期、信贷周期等分析，并与前述的经济先行指标相互呼应，并对中、美经济周期的阶段判断，做出一定解答。在最后的部分，作者基于社会结构与经济要素，提出了一个更为一统的投资回报（R）、产出增速（G）、劳动报酬（W）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对当下经济现状的一个底层描述。
总结而言，投资中对市场拐点的判断意义更大于对趋势的预测，而这本联结经济周期、宏观部门与金融市场的著作，作为一本更注重方法和思想的书籍，相信会有常看常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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